SCP基金会中文分部

母亲患上他们说的病后，我很迷茫。那时候我还小，从未听过抑郁一词，更没听过这词跟在“产后”二字之后。于是我将这词和去看望住院的母亲时经过的产科的味道联想起来，那种刺鼻的消毒水味，夹杂着婴儿的哭泣声。我于是认定，母亲的病一定是因我而起。

一开始，我尝试带她出去走走，当然，说是出去，其实只是在周围走动。我们俩的足迹从西边的山墙延伸到了东边的池塘。发现这样的互动并不会有什么危害，得寸进尺的我恳求她带我去城里年久失修的科技馆里玩耍。那天的一切很好，我俩慢慢挪步，经过那些陈列着的小玩意和旁边的原理讲解牌，顺着展览路线慢慢深入。我还弄到了一枚纪念币，欢喜地将它放在掌间不断摩挲。

我们就这么无声地上到二楼，走到“声音与电波”展区。她被克拉尼板吸引了注意。板上的沙砾随着歌曲的旋律线条不断地形成有序的舞团，轴对称和旋转对称都堪称完美。那是首古典乐，旁边的屏幕开了胶，不过还能正常显示，画面里的小提琴手游刃有余地拉着一首小夜曲。母亲不知怎的开始念叨着她那段时间经常读的各种经文，半真半假。“声音可视化，就是观察到声音，就是古时候观音，观世音的意思，这么说观音菩萨老人家早就想好一切……”

母亲的声音越来越大，我却在周遭人的目光下越来越小。所有的大人和小孩都侧目望着这对在科教乐园宣扬迷信的母子。我无力地抓着母亲的手，想让她小声一点。我宁愿牺牲前面我想看的节目，也要拉她去最近的逃生通道，少丢人现眼。那一刻，我的心中是七分羞耻、两份无助，还有一分自恨——恨自己为什么不成器，还害得母亲到了这份田地。

两位保安不久后闻声赶来，及时地“护送”我们离开了展厅。

之后，我长时间地不敢和母亲讲话，害怕她状态不好，又说出点奇怪的话来，也害怕我这个“罪人”会刺激到她。新找的医生鼓励我多和她说说话，哪怕只是最细琐的闲聊也好，但我却总找不到合适的话题。我常常和她在我们小小的公寓客厅相对而坐，却开不了口。我得以细数她脸上的每一道皱纹和斑纹，她也默许着看着我的脸，看着我的下巴从光滑到冒出了胡茬。

我和母亲就在这种沉默中开始从头培养母子之间原本该有的那种默契。她一起身，我便能知道她想做什么家务——那些刻在她肌肉记忆里的动作——然后我就能够陪同着搭手相助。医生说过，陪伴是交流的第一步。

恰巧，她从家里到心理咨询室的路和我上学的路重叠，于是之后的每个早上，我们便总是手牵着手出发。她会为我整理好书包，我会握着她的手走出家门，沿着小路默默地走到站点的咨询室，然后我们挥手道别。不说话的我开始事无巨细地开始记录路上的每一个细节：她的手掌很凉，指节有些突出。我数着步数，从家门口到第一个路口是两百三十七步，然后左拐再走三十四步。她穿一双灰色的布鞋，鞋底摩擦地面发出轻微的沙沙声，早晨的雾气让她的发梢沾上细小水珠。

咨询室在一栋白色建筑的三楼。电梯按钮的漆已经剥落，露出金属底色，母亲按下三楼的电键。走廊的日光灯管有一根在闪烁，每隔三秒亮一次。医生办公室的门是浅绿色的，上面贴着姓名牌。母亲松开我的手，用指节叩门，三下，力度均匀。门开后，她回头看我一眼，嘴角动了一下，没说话。我站在原地，听完锁舌的咔哒声，然后转身走向楼梯。

学校在不远处，三段路分别耗时四十二秒、五十六秒和三十八秒。书包带勒在右肩，重量使我的步伐向一侧倾斜。路面有一处裂缝，我总会跨过去。

放学后也是一样地原路返回。若是放学早，咨询室的门一般都是关着的，我就会坐在走廊长椅上等。长椅是金属材质，坐上去很凉。墙上时钟的秒针走动时发着嘀嗒声。母亲出来时手里会拿着几张纸，对折两次后塞进外套口袋。然后我们一起走回家。她的步速比早晨快一些，鞋底不再发出声音。路过超市时她停下，从钱包里取出纸币，买两袋牛奶。收银机打印小票的声响很刺耳。

到家后她拧开煤气灶烧水。水壶的哨音响起时我正写着作业。她把热好的牛奶放在我书桌左上角，杯底和桌面接触时发出一声轻响。我喝了一口，温度刚好。

我知道自己没法和母亲静默着过一辈子，于是渐渐地，我开始在路上寻找话题。起初我只是指着路边的树，告诉她叶子开始变黄了。她点点头，目光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停留两秒。后来我尝试描述在学校的见闻，比如自然课老师带来一只刺猬，同学们轮流用筷子喂它苹果；又或者英语课上，老师教我们默写那些我暂时还听不懂的单词。母亲听着，脚步放慢了些。

有一天，走到第三个路口时，我注意到她右手食指的指甲裂了一道缝。我问她要不要回家后剪一下，她抬起手看了看，说好。这是两周来她第一次回应我的话。

第二天早晨下雨，我们共撑一把黑伞。伞骨有一根弯了，雨水从那个角落漏下来，滴在她的左肩上。我把伞往她那边推了推，她发现后把伞推回来，同时握住我的手。她的手比平时暖和。

咨询室楼下新开了一家面包店。周五下午，我在等她时买了两个豆沙包，油在纸带上洇出深色的斑点。母亲出来时，我把还温热的袋子递给她。她掰开一个包子，递给了我一半。我们站在走廊里吃完，掉落的豆沙粘在她袖口。回家的路上，她突然说心理咨询师建议她养盆植物。于是周六我们去了花市，她选中了一盆绿萝。卖花的老人教她把矿泉水瓶剪开当花盆。绿萝最后摆在了厨房窗台，母亲每天早晨给它添两勺水。

冬天到了。天阴云密，带来挥之不去的湿寒气息。母亲的盆栽挂在窗外奄奄一息，在路上的时候我捂着母亲的手，试图让她的手更暖和点。

那天是周考，我的成绩依然没有起色。我从教学楼走出来，心情低落得甚至没能注意到地面上的积雪——在这个南方小镇，这是鲜少能见的景色。草坪上到处是撒了欢打雪仗的同学们，我却没有兴致。

母亲生我那天，产房里是否也开着冷气？消毒水的气味、金属器械的碰撞声、还有她独自承受的剧痛——这些画面不受控制地在脑海中闪回。我攥紧书包带，指节发白。十年，母亲正躺在血污与汗水中挣扎，而我却连一张像样的成绩单都不能带给她。

我将那个已经滚到膝盖高的雪球继续向前推着，雪粒沾湿了袖口，冰冷的触感透过校服渗到皮肤上。慢慢地滚到街角，我忽然停住了脚步。

咨询室楼前的空地上，母亲正蹲在雪地里。她穿着那件洗得发薄的藏青色棉袄，围巾松松地绕在脖子上，手里捧着一团小小的雪球。雪球只有拳头大小，被她用掌心小心翼翼地托着，像对待什么易碎的珍宝。

我们隔着飘落的雪花对视。她鼻尖冻得发红，睫毛上挂着细小的冰晶。没有言语，我推着大雪球向她走去。她将小雪球轻轻放在雪地上，开始帮我修整大雪球的形状。她的手指关节泛红，动作却异常轻柔，仿佛在抚摸新生儿的头顶。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只有积雪被压实时发出的哔剥声响。

当两个雪球叠在一起时，母亲从口袋里摸出两粒黑色纽扣——那是她上周缝在我校服上又掉落的。她把纽扣按在雪人脸上，又折了根枯枝插在两侧当手臂。

雪人成型的那一刻，母亲突然张开双臂。我僵在原地，看着她被寒风吹乱的鬓发和微微颤抖的手臂。雪落在我们之间的空隙，像一道正在融化的界线。

我向前迈了一步。

她的拥抱比想象中温暖。棉袄上有淡淡的洗衣粉味道，混合着医院消毒水的气息。我的下巴抵在她肩上，能感受到她脊椎的轮廓。

“对不起。”我说。声音闷在她的衣领里。

“没事。”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