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节选自本人
刚记事那段时间，我在母亲身边生活。她做生意要在肯尼亚走动，我就进了内罗毕
但这样的逻辑不能改善我的情况。我渐渐成了被孤立的孩子，也发现英语在课堂和家庭以外，其实没什么用处。我不想没有朋友，不想被当成异类，不想变成“不正常”的小孩儿......于是我开始学着他们，去说斯瓦希里语。一段时间后，靠着掺杂英语的斯瓦希里语，我交到了人生中第一个朋友。他问我：“同学说，你是库拉族人，那你家里是不是有很多牛？是不是还有好多乌布族仆人？”
当时我还不知道这话什么意思，跟母亲说了之后，她的脸色一下子沉下来：“约翰，不准让别人对你开这种玩笑，也不准让人说你是哪哪族人。”为什么？她没有回答。而从第二天回到学校开始，说我是“怪胎”的声音少多了，我的老师也经常找我谈话。她总是提到“民族”、“平等”之类的词汇，虽然对于那时的我过于高深了，但还是愿意相信，因为她那浅色的皮肤、薄薄的嘴唇，比我更显得格格不入，可她是公认的好老师。那么，我当然也可以被其他人喜欢。
这样的日子，一直到有一天，我那个朋友突然问我：“你会不会魔法？”我本来想骂他，可是母亲出现在了门外。她告诉我：必须回老家了，我才知道我的出生地是一个叫“米勒科林斯”的小国。本来很高兴，直到发现母亲的脸色前所未有的糟糕。
回到老家，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家里还有一个说米勒科林斯语的女仆，以及我的好几个兄弟姐妹。老家很大，周围有高高的围墙，插着盘根错节的铁丝网。父亲严禁我们去到围墙之外，也不跟我们说墙外的事情。家里的氛围比内罗毕沉重得多，父亲和母亲不怎么说话，好像陌生人一样。他们也有共同点：要我说英语，父亲这方面甚至比母亲更加严厉。但那位女仆会偷偷教我一点零碎的米勒科林斯语，还说母亲最早说的就是这种话。除此之外，父亲经常请一些人来做客，客人除了英语和米勒科林斯语以外，还说一种奇特的语言。我后来才知道那是法语。
后来某次吃早饭，我没看到母亲。“妈妈去哪里了？”我问父亲，他却回答：“你忘了吗？你没有妈妈，你从小就在米勒科林斯生活，是土生土长的乌布族人。不准再问这个问题。”我不可思议地盯着他，又看向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就像内罗毕的同学一样，用看畸形儿的眼神看着我。
父亲又出门了，我一个人来到花园，想和女仆说话。可她正拿着一把大铲子挖土。我凑过去，她完全没有注意到我，坑越来越深，某个东西一点点出现了，白色、黄色、红色，黯淡的颜色越来越多。最后，她颤抖着把那个东西抱起来，我才认出那张曾经慈爱而坚强的脸，我的母亲。“妈妈，妈妈？”我这样呼喊起来，可母亲再也不会回应了。女仆终于发现了我，虚脱地唤了几声“约翰，约翰……”之后，嚎啕了。天空的阴暗到了极点，终于下起了闷热的大雨。她顶着雨，抱着母亲，打开大门，走了。我从此再没见过她。
父亲彻底变了。他每天回家大吼大叫，念着我听不懂的米勒科林斯语口号。他请来的客人也越来越疯狂，经常拿着刀乱晃，大吼大叫。家里还开着奇怪的广播电台，里面的人也在大吼大叫。一天晚上我问父亲，电台在说什么。父亲用英语喊着：“杀光异常渣滓，杀光库拉蟑螂！”食物残渣和唾沫喷在我的脸上，发出可怕的臭味。我忍不住了，逃到卫生间洗脸，胃里却一阵恶心，感觉要吐了。突然，外面一阵雷声，震得手边东西都在晃。接着客厅那边传来砸东西、切东西的巨大声音，然后是尖叫声和哀嚎声，盖过了电台的动静。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本能地砸破窗户，翻了出去。这种本能一直驱使着：跑哇，跑哇，一直到筋疲力尽，也不要回头啊！
我后来加入了一批逃亡的队伍，这段经历，给我身上添了很多直到现在也没有褪去的伤疤。但其中的细节我却一点也想不起来。只记得最后，我的叔叔找到了我。把我带到边境线上一处孤零零的村子。刚进叔叔家，我一个问题也不想问，只是一个劲儿地喝水，浑浑噩噩躺了好几天。叔叔把我安排在地下室睡觉，耐心地帮我养伤，直到我基本恢复了，才告诉我：我的父亲是乌布族政治家，母亲则是库拉族商人，父亲杀害了母亲，娘家人于是带着另外一些库拉族人回来，在我逃走的那天杀了父亲家里所有的人。
“那你是哪族人？”我问叔叔。“乌布族，不过嘛，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只要胆子大、脸皮厚。”他这样含糊过去，正好有人敲门。原来叔叔也算是母亲那样的生意人，也有属于他的朋友来这里谈业务。那时我已经不愿意接近生人，就只坐在一旁听他们说话。这些客人只说奇杨安科语
又一段时间过去，叔叔开始给我“派活”。主要是让我把一些袋子运给指定的人，以及把一些人带到规定的地方。每次干完活，通常会有和父亲被杀那晚一样的雷声。我没有过问，毕竟我还睡着他的地下室，吃着他做的饭。这样的劳动逐渐成了生活，我也把活干得越来越利索。在怎么说也有好几百天之后，一天我回到叔叔家，外面在打雷，他正在听电台。这次则是一个冷静的声音在讲话：
“......他们打着‘维护正常人类’的旗号，让米勒科林斯的人民自相残杀。我想问这些阴谋家：你们身为西方殖民者的走狗，不觉得羞耻吗？那些编故事的殖民者，当初说小部分人祖上会魔法，应该统治大部分人。后来说小部分人祖上会魔法，应该被大部分人控制。这是怎样可笑的逻辑！......”
叔叔的眉头紧绷了。“你怎么了？”我问道。“事情要变坏了。国民阵线这些骗子，他们说好的要庇护我们，现在转头不承认我们存在了。”我从没听过他用这样可怕的语气说话。此时，门敲响了。叔叔看着我，耸了耸肩，呼吸声变重了，脸上也在流汗。门敲到第二轮的时候，他起身了。声音发着颤对我说：“其实你妈妈的关系挺广的。”然后过去开门。门外站着好几个拿枪的迷彩服士兵。带头的对叔叔说了一串我听不懂的米勒科林斯高级词汇，最后：
“......你承认吗？”
“胡说！我只帮助蛇——”
枪响了！叔叔径直倒向地面，头上多了一个血洞，行凶的枪还在半空冒着白烟。士兵转向我这边，“你，和他什么关系？”我想说什么，可我的米勒科林斯语储备根本没办法连成一句话。于是我用奇杨安科语说：“他是我的叔叔。”士兵愣了一会儿，忽然一把抓过来，把我牢牢控制住。其他几个边大声叫着什么，边把我扣上了卡车。
我被带到了一处黑暗而狭小的屋子里，对面坐着一个面相凶狠的军装男人。他死死盯着我，我才发现自己被上了铐。“你到底是哪国人，是谁的人。”他猝不及防地抛出了一句奇杨安科语。我也用这语言回答：“我没有妈妈，我从小就在米勒科林斯生活，是土生土长的乌布族人。”结果对方给了我一顿毒打。“别打了别打了，我是库拉族人，我小时候跟妈妈去了肯尼亚，一回国全家就被——”他打断了：“那你怎么可能不会说米勒科林斯语？”殴打越来越狠毒，就好像他的真实目的并不是审讯。不知道多久以后，我被带出那间屋子，运到了一所监狱，和我父亲的家在同一所城市，米勒科林斯的首都。那里，我和一个大个子关在一起。他会说米勒科林斯和奇杨安科两种语言，自称是乌布族叛军的人。他看我只会说奇杨安科语，又打听到我是库拉族人，便从此对我开始了殴打和虐待。他的手段，凡是你能想象到的，他都用过了。我至今也不理解，他哪来的这种想象力。
支撑我一直撑下去的，是我从未敢设想的熟人。第一个，是我当时在内罗毕交到的第一个朋友，他还是只会说英语和斯瓦西里语，只口不提自己怎么被抓进来的，比大个子还要壮实。话虽如此，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高兴，身上也没那么疼了；第二个，是那位找我谈话的肯尼亚老师，她每隔一段时间会来探监，用英语跟我分享一些外面的事情，还承诺要打官司把我捞出去。我没告诉他们自己的经历，因为我不想扫兴。可他们说的话，总像知道我的情况一样，有一次我向老朋友暗示了这事儿，他说：“你的爸爸很有名，你的妈妈又不联系了，再加上米勒科林斯这十年以来的情况，多少也能猜到你会有危险，只是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我害怕他误会，连忙辩解：“我不是叛军！”“我知道。”他说完，就转移了话题。
监狱里后来装了电视，每天播一些节目，其中出镜最多的，是一个瘦削的戴眼镜男人，看守还让我们认真听他讲话，虽然他说的米勒科林斯语我听不懂，但他也经常说英语，我就负责把这些部分尽量转述给一些说奇杨安科语的狱友。后来我还要参加劳动改造，期间不得不用力辨认看守的指令，还要学唱一些米勒科林斯语的歌，渐渐地也会了些这种语言。说起歌，那些曲子现在大部分都忘了，唯独记着一句：
“共同文化把我们结合一起，单一语言让我们凝聚一堂，我们的智慧忠诚以及力量，丰富多样地为您充实饱满，作个源源不断的创新发展。”
......
2001年的某天，我在劳动的时候，天上突然开始打雷，和叔叔死前一样。随后，老朋友突然到我身边叫住了我，我赶紧小声说：“快回去，不然看守会打你的！”他大笑了，周围人却像看不见他一样。他领着我到了一处草丛，钻了过去。后面站着的，居然是我的肯尼亚老师！“跟我们走吧，在这里你一辈子也别想自由！”她对我说。我还能说什么呢，我选择继续相信她，因为在这里，我已经没有别的可相信的了。她带着我上了一辆皮卡，上面满载着衣衫褴褛的人，其中一些身上还有夸张的纹身。老师叮嘱我，路上不要问问题，也不要说话。这一路的印象，就是闷热的空气与汗臭味。
终于，该下车了。这里是机场，人们说着我从没听过的语言。老师发给我一本证件，带我上了飞机。我才发现老朋友不见了，问起来，老师回答：“你忘了吗？你没有一个肯尼亚的朋友，也没有一个肯尼亚的老师。你从小在米勒科林斯长大，是土生土长的乌布族人。”
......我明白了。
到了英国，又转了几次车，最后抵达伦敦。这座城市遍地的高楼，对我来说比枪管还要可怕。“老师？”我想让她好好看看，但她也不见了。没错，我是“正常”的......乌布族人，唉。
但在这座城市，我什么都做不到。我需要钱，还要按照他们的规矩拿钱，我可不想再被逮进监狱。我四处走动，一个好心人把我带到了移民局。里面有人问我：“哪国来的？”我回答：“米勒科林斯。” 对方看着我，像我脸上有东西一样，我身后却突然有什么人把我按住，“请你配合，问你几句话。”那人说着，把我扭送进一条昏黑的走廊。
推推搡搡，最后我又被铐在椅子上了。面前又坐着一个人，不过是位女士，看上去挺文静的，衣服是整齐的西装，胸口还别着一个蓝色的五角星。
她起身了，我还以为又要挨打，夹紧了双眼。可她只是问我：“年龄？”我估算了一下，答道：“十四。”他于是把一个穿白大褂的家伙叫进来，那人在我身上，拿着铁片之类的东西胡乱摸了几下，就得出结论：“至少十八岁。”后来我才明白，说我满十八岁就可以以更严格的方法刁难我。但那时我还只会怀疑是自己记错了，并且不知道，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稍后，她又连着问了我很多问题。场面相当吓人：回答慢了不行，回答太长了也不行，回答不一定被记录，回答出毛病了的话，还会威胁让我进监狱。此外，这次问答一开始是米勒科林斯语，因为她问我的“母语”，我没学过这个表达，以为指的是“母亲的语言”。很快我意识到坏事了，连忙拿英语解释说：这门语言我不行，我们用英语吧！可惜不听。后来发现我会奇杨安科语，就另找了个精通这两种语言的人。直到后面补充问答，又换回了英语，甚至因为翻译当时不在，让我想办法用奇杨安科语拼出米勒科林斯语的答案！
很快审讯官给出了结果：由于我米勒科林斯语水平低下——他们的原话是，米勒科林斯人无论种族，都应该会流利地说米勒科林斯语。——以及我不知道离家最近的银行在哪里，我被认定为“国籍、年龄存疑”。又由于我会说奇杨安科语——我每次提到这个名字，他们就要立刻纠正成“鲁杨安科语”。——我大概率是“异常社群”出身。之后又说了一堆我根本听不懂的鬼东西。最后说：“明天下午来内政部。”
但我总不能在大街上过一晚上，这里太冷了。我只好和工作人员斗智斗勇，凭借比较矮小的身材，躲在他们注意不到的桌子底下。意外的是，我旁边正好堆着很多报刊，也许是拿来垫脚用的。可里面的内容都和审讯官最后说的鬼话一样，看不懂。直到一个熟悉的人出现，那个瘦削的戴眼镜男人，他居然是米勒科林斯的总统
那晚我兴奋地读报，不停地挖掘与我相关的东西，哪怕读起来很吃力。我才知道，最早一帮德国人过来，宣布库拉族人有魔法，要统治乌布族人。后来另外一帮人大手一挥，宣布世界上所有会魔法的人和不会魔法的人之间，要隔着一层“帷幕”。库拉族又成了“异常”，不准威胁到“正常人”的生活。再后来瘦削的戴眼镜男人，他其实是库拉族人，当上了总统，又说异常是不存在的。
换句话来说，在叔叔死之前，我是异常，是帷幕内；叔叔死之后，我又成了正常人，是帷幕外。他们打补丁也很搞笑，一开始规定米勒科林斯和奇杨安科语都是“异常群体”的语言。之后库拉族上台了，顺着他们走了，就只剩下奇杨安科语是异常了，但这门语言，恰恰是乌布族人用的多啊！
最后我看到，这份杂志后面有一页，专门写了他们的地址，让“帷幕的受害者”过去。第二天一早，到了那地方，就被一个人从背后抱住，一声雷响，我眼前的高楼变成了一片草原。“可怜的遗孤，欢迎回到蛇之手
随后递给我一张照片，是十几个人的合影，他们有着不同的肤色，甚至可以说是不同的物种。其中站着的一对男女，酷似我的父母，只是年轻得多。
后来听说，内政部满英国通缉我。他们搞了两个版本，一个说我是蛇之手的人，另一个说我是连环杀人犯。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都以为我是乌干达人。
直到再后来帷幕倒了，蛇之手解散，我都一直不知道他们的真实目的。只是经常被拉着演讲，把我前十四年的人生讲一遍。到现在是又跟你
1. 编者注：即原作者。2. 编者注：肯尼亚首都。3. 编者注：肯尼亚的官方语言，在东非地区广泛使用。4. 原注：此处应指鲁杨安科语，一种在乌干达及周边地区广泛使用的语言，与米勒科林斯语相似。
编者注：经调查，“奇杨安科语”疑似为该地区超自然社群对该语言的叫法。
5. 编者注：此时米勒科林斯总统另有其人，此处应为约翰口误。6. 编者注：一个超自然组织，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反对帷幕。7. 编者注：即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