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基金会中文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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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捧着纸箱子，纸箱子里面装着工位上的杂物，和几个同事交换了了眼神。大家都沉默着，没人知道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倒霉蛋，所以大家用这样的沉默来表达悲伤、愤怒、无奈。我回过头去：空出来的工位，其他人低着头。

我的同事们低着头，不管从什么角度去看他们的脸都被埋在了阴影当中。我顿时脊背发凉，如坠冰窖。

风扇吱呀呀地转，灯光也配合着闪烁。每一闪都会少一个人，而其他人并不感到惊讶。直到最后一个人也没有了，办公室里一片漆黑。

我转身离开。

电梯里只有我一人，屏幕上显示着大大的“0”，紧接着我感受到持续的坠落感。箱中的杂物一股脑向上翻了出去，我死死拽着纸盒子，而源源不断地有杂物从箱底翻出来。首先翻出来的是上满墨水的签字笔，它们和紧随其后的不锈钢圆规把电梯顶像捅纸一样捅破了。电梯井内的冷空气呼呼地灌了进来，吹得人眼里直淌泪。

各种叫不上名的电子元件翻了出来，再然后就是一些玩偶大小的机器人，里面甚至有一些酷似某位说大话的毁灭大师。

各种会飞的小东西也涌现出来：翠色的蝴蝶向上方的缺口飞去，它们一聚拢就像云雾一样显现出“蓝天白云”的蜃景；叮叮响作一片，水晶的翅膀打作一团，争着抢着向上，我勉强躲开了它们的“利刃”。

很快箱子见了底，电梯依然在下坠；我向着箱底一看，纸箱通向一片田野。箱子里的视角正处于上田野的上空，浮云和鸟儿在极近的地方飞过。田野外是祖母破破的院子，灶房的炊烟被风吹得斜斜的。

“乖，你要出去嘎？”祖母向正要出门的我说，手里一个不停地择空心菜。门外的小伙伴轻声呼唤我，催我快点出门。“去，去耍嘛！快点回来嘎，要吃晌午了，乖！”

我们走在大道上，两旁的树从未见过有如此高大。我们一路跑跑跳跳，正午的阳光被树荫扯得细碎；树干之间偶尔冒出农田的绿，偶尔冒出远处人家的炊烟。

我们跑下大道，赤脚感受着被炙烤过的泥土的温度。要小心，走在田垄上两边都是半个自己那么高的庄稼，这时候千万别摔进人家的地里。我对身后的伙伴说：“嘿！伙计们，当心了！下面就是鲨鱼！”接着我对前面的伙伴说：“我忠心的水手们，前面一定藏着宝藏！”田里有泥鳅、鸭子、田鸡、甲鱼、虾子和螃蟹，伙计们小心翼翼地在窄窄的田垄是行走，好像底下真有什么深海巨兽似的。

白虹闪过，农田一下子糊成了一片，就像是绿藻占领着一片水域。飞浪把我们托举起来，几个伙计奋力滑动船桨，我用尖刀指示着前进的方向。

醒来，我从水里挣扎着起身，吐出了一大口污泥。抬头一看已经到了晚上，巨大草茎上几个绿色的稻穗在披针形的叶子间晃荡。凭着月色我用手拨开草茎向前走，一层一层清亮亮的波纹从膝盖向后波荡而去。

水里粘稠条状物贴着我的脚踝，冰了我一激灵，我想那是一只泥鳅。可是越来越多的泥鳅从我脚踝游过，把我绊倒了。我的衬衣和短裤都被泥水浸湿了，还不知道祖母看见了会怎么想呢。对，一说到祖母我就想起来祖母让我早点回去。这么晚回去，老人家一定担心坏了。我朝一旁吐了吐唾沫，站起来一个劲儿地向前蛄蛹，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浑身湿漉漉地上了大道。那大道一时间变得与往日不同，不再是笔直的而是向右拐弯在极远处拐进一家小卖部。

云间隐约可见几个倒扣的纸盒子，从里面伸出了数根红色的细线。那些红色的细线骤然收聚，绷得直直的，在月光下红色更加两眼像是花朵。细线末端绑着的锈铁混着泥水和垃圾支棱起来，垒成了一座座信号基站。我吓坏了，一路疯跑冲进了小卖部里。

一进小卖部我就闻见一股腐臭味，所有的食物都在货架上化为泔水。

“喂！”我喊到，没有人回应。

“喂。”我再次呼喊，盯着破损的墙体心里有些发毛。渗水的屋顶角落里长满了墨绿色的霉菌，在它之下是一台有些掉漆的座机电话。我思考了一下，然后从奶奶给我缝上的衬衣口袋里掏出了5毛钱。垫了垫脚勉强把硬币投了进去，我拿起听筒。电流的沙沙声钻进了耳朵，我的眼泪悄然落下。

“我马上要搬家了。”小王对我们说。他说话这会儿我们正在地里走，包括我在内的一众人等吓得差点掉进泥里。

“好端端为啥搬家啊？”

“爸妈要接我进城里念书，以后就住城里了。”

“你爷爷奶奶呢？”

“他们啊，”他挠挠头，才犹豫着开口说，“要是他们愿意的话，就一起到城里生活。”

“哟。咱王少爷以后就是城里人了！”小张开玩笑似的拿胳膊肘轻轻靠了他几下。

我们玩到太阳快落山时才舍得作别各自回家，“也许，明天就见不了他了。”我不安地这样想。

“乖，你回来啦？等到我给你炒个菜哈。”

“小王要跟妈老汉儿到城头去住，我以后是不是也要到城头去？”

“是噻！城头好，城头整啥子都方便，而且到处都点起灯嘞！你不是怕黑哦？你到那儿就不用怕了。”

“那奶奶你去不去嘞？”

“不说这些，搞快把手涮一下等吃饭。我屋头肉还蘫起盐嘞啊，硬是。”

一个望不见边的房间，天花板也离得很远。整个房间不晓得由什么照亮，总之冷色调的光被铺得很均匀。

房间正中央，摆着那把摇椅。它就那么慢慢地、有节奏地摇晃着，像一个熟睡的人在均匀地呼吸。摇椅的木质扶手上，那些模糊的“Marshall,Carter和Dark公司亚洲分公司”字样不知何时已经剥落殆尽，露出底下温润的原木色。我走近了些，发现椅子上搭着祖母那件叠得整整齐齐的靛蓝色围裙，上面还留着几块洗不掉的油渍，芦花鸡的爪印，和被柴火燎出的小洞。我伸手触碰围裙，指尖传来粗粝的、令人安心的触感。

房间的墙壁开始无声地向后退去，慢慢的，像退潮的海水，每退一寸，就有新的东西从原本空无一物的地面上浮现出来：先是灶房的土灶和熏黑的铝锅，饼干盒子装的针和红毛线，然后是院里那棵歪脖子枣树，再然后是田垄、大道、小卖部门口那台掉漆的座机电话……它们一件件地浮现，又一件件地褪色，像被泡在水里的旧照片。

祖母就这样坐在这把摇椅上，日复一日摇晃出的全部光阴。如今她走了，这把椅子还在替她活着，替她摇着，替她把那些早已散佚的午后和黄昏，一遍遍地复述给一个快要忘记它们的人听。

祖母爱吃糖，我也爱吃糖。她经常去小卖部买糖吃，笑嘻嘻地把用手帕包着的零钱排出来换来一把水果糖。常常是嘴里含着一颗，包里揣着一把。她再吃几颗就不吃了，等我从学校跑回来，两边口袋鼓鼓囊囊的，伸手去掏，摸出一把花花绿绿的水果糖，然后全部塞给我。

小时候，每个月固定的那几天，祖母会牵着我走进小卖部，拨一串长长的号码。电话那头是爸爸或者妈妈的声音，川味的方言混了点异乡的口音总让我觉得不自在。祖母总是让我先讲，她自己站在旁边听着，时不时拿围裙擦擦眼角。等我讲完了，她才接过听筒，压低了声音说很久很久。说的什么我从来听不清，只知道挂了电话之后，她会沉默好一阵，然后从兜里掏出两颗糖，一颗剥给我，一颗塞进自己嘴里。

后来，他们回来了。过年，大包小包，风尘仆仆。那是我记忆里最热闹的一个年。正月没过完，他们就说，要接我去城里读书。我哭着不肯走，祖母坐在那把摇椅上，一下一下地摇着，很久没说话。

最后她只说了一句：“乖，城头好。城头到处都点起灯嘞，你不是怕黑哦？你到那儿就不用怕了。”我没能接上话。我想问她去不去。但我知道答案。

走的那天，祖母从屋里拿出一个纸盒子，用红毛线扎得紧紧的。她说这是给我织的毛衣，城里冷，风大，要记得穿。我抱着那个纸盒子坐在大巴车上，看着祖母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点，融进了那个我后来再也没回去过的村庄。

后来我才知道，那件毛衣她织了一整个秋天。她眼神不好，总是坐在那把摇椅上，借着院子里那点光，一针一针地戳。邻居笑她：“你孙子到城头去，啥子好衣裳买不到？”她就呵呵地笑，也不解释，只是说：“买的归买的，我织的归我织的。”我进城之后，胖了，长高了，那件毛衣渐渐穿不下了。但我一直把它放在箱子底，和那个装糖的饼干盒子放在一起。

后来的后来，父母更忙了。城里的电话不用去小卖部打，家里就有。但我拨给祖母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通话都很短，她说她一切都好，我说我也一切都好。只有挂了电话之后，嘴里的甜味会突然消失，变得又苦又涩。

现在，我站在这间望不见边的房间里，看着那把摇椅。围裙滑落在地上，像一只摊开的手掌。那台掉漆的座机电话静静待在不远处的幻象里，我突然很想走过去，投一枚硬币，拨一串号码。

但我不知道打给谁。打给祖母吗？她已经走了，电话那头再也不会有人接起。打给父母吗？他们还在，可我张开嘴，却不知道说什么。

蜃景退却，摇椅的声音竟和心跳声拟合得分毫不差，像是她在病榻上稳稳的心跳。

病房在三楼。我推门进去的时候，祖母正靠在床上，手背上扎着针，人瘦了一圈，眼窝深深地陷下去。看见我的那一刻，她的眼睛还是亮了。

“乖，你咋个回来咯？”

我走过去握住她的手，手背上的皮肤薄得像纸。“请了假，回来看看你。”

“工作不忙哦？跑回来做啥子。”她嘴上埋怨，另一只手已经摸上了我的脸，“瘦了。城头饭不好吃嘎？”

我说好吃，一切都好。她点点头，问起那把椅子还在不在。我一愣，说在的。

“那就好。”她把手收回去，看着天花板，“那把椅子，是你爷爷走了之后买的。坐着摇一摇，就总觉得你还在院子里耍，一喊就回来吃晌午了。”

她断断续续说起村里的事：院里的枣树今年结了不少，张老板的小卖部关了，镇上开了大超市。说到最后，忽然问我：“你爸妈，最近打电话没有？”

我说打了。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就好。然后催我走，说天黑了不好坐车。我说再坐一会儿。她板起脸：“搞快走，工作要紧。”

我走到门口，回头看她。她赶紧挥手：“快走快走。”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回去之后，小组的研究进入了关键阶段。我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祖母打过几次电话，我都匆匆说几句就挂了。她的声音听起来精神不错，我以为她在好转。

出事那天夜里，我在操作一台老旧的设备。支架卡扣松了，我懒得去拿扳手，用左手扶着，右手拧螺丝。设备短路，一道白光。等清醒过来，左臂从肘关节以下已经没了——不是切断，是消失，像被分解成了粒子，那些粒子选择了不再回来。

出院之后，裁员通知就下来了。他们说得委婉，建议我休养。我在同事们低着头的沉默里抱着纸箱子走进电梯，箱子里装着两台旧型号的SRF。他们让我把它们带走，算作遣散费。

我不敢给祖母打电话。她这辈子最怕我受伤，小时候在田垄上摔破点皮她都心疼一整天。如今少了一条胳膊，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

过年时父亲把她从医院接回来。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看见我空荡荡的袖子，愣了很久。我等着她哭，但她没有。她沉默着什么话也不说，这场病好像把她的精力消磨殆尽了。我才发现她如今是那么老了，红润的面颊早已干瘪下去。

正月初七，她走了。父亲说她前一天晚上精神很好，吃了半碗粥，还让他推她到院子里看了看那把摇椅。她坐了一会儿，说冷，就回屋了。第二天早上，没再醒来。

我真是做了好长的梦，像烂俗的娱乐电影那样，总要在最后留下几句煽情的话。电影里有童年，有泥鳅，有鲨鱼，有寻宝的海盗船，有纸盒子垒成的信号基站，有掉漆的座机电话，有望不见边的田野和炊烟。

而她是这部电影唯一的放映员。她在每一个夜晚，坐在这把摇椅上，一帧一帧地放给我看。只是我睡得太沉了，从来没有认出过她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