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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见过一个在夜晚打着太阳伞的女人，她站在向日葵花田里像稻草人一样矗立。她的洋装拖拽在地上，裙摆被泥土所玷污，她不胖，如冬季掉落在地上的树枝一样枯瘦。然后她转头看向了我，看向了我所在的阴影，无生机的肌肉牵动着她的唇角。
她笑了。
于是我开始奔跑。
跑。
跑。
跑到我再也看不到那片笼罩在灰色月光下的向日葵花田，跑到我再也看不见那个诡异的女人，胸腔早就因为奔跑而撕裂，我能看到我的心，它正在跳动，有力的跳动。
肮脏的跳动。
尼古丁和酒精几乎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东西。
廉价简陋的烟气慢慢从胸腔里滑出，伴随着一种朦胧的酒味冲击着我的鼻腔。我似乎享受了很多次这样的虚无、飘脱的感觉，以至于我已经彻底的沉沦于尼古丁撕裂肺部肌肉，酒精冲刷神经的清醒。一切都在清晰和梦之间徘徊，轻轻的，轻轻的，无论是梦还是现实，它们间的边界像水面漂浮的肥皂泡一样炸裂，消失在寂静之中。
楼上夫妇的吵架声逐渐蔓延，他们情感的裂缝快要到了崩溃边缘，矛盾一天天扩大，像一根紧绷的琴弦，而上面早已破开了无数的足以致命的缝隙；楼下很久没住人了，那一家三口很久以前就已经搬到了学区房里，对于需要休息的小孩子来说，远离这里是最好的选择。楼上掉下来的衣架子摔在阳台上发出一声脆响。我的隔壁是出租房，此时此刻，我能听到一种连绵的、旖旎的响声正从墙的另一面传来，我听到了女方的惊叫，声音像冬天划过天空的喜鹊，然后是发动机沉吟般的粗气从年轻的喉咙里喘出。
这些噪音都消失在我的耳边，我的意识与现实的唯一纽带正摇摇欲坠，一切的一切都在逐渐变得模糊。我的房间没有开灯，属于城市的光污染正在我的眼前画出光斑，我艰难的喘息着。
人们不会在意一个迷茫的灵魂。顷刻之间，我的灵魂碎在了躯壳之中，肉体也落在地板上，意识跳入了深海，下坠之间，连接着我和地板的纤维断裂。我瘫坐在地上，手里的酒瓶中只剩下酒精的残液，诡谲在心中翻涌，混浊。
会有人在意一个疯子吗？
她说：你为什么要当作家？
我说：我没有什么理由当作家，也没有什么理由不当作家。
她说：那当作家有什么好处？
我说：可以说自己想说的，哪怕是荒唐的、奸淫的，你也可以说这是你的小说，是对生活的讽刺。畅所欲言的机会就攥在你的手里，这种美妙的感觉只要你尝试了就能体会到。
她说：那你说过真话吗？在你写的那么多文章里。
我说：我当然说过真话，我说过假话吗？
她说：那你在写文章的时候真的会想到香烟和酒？
我说：我喜欢尼古丁和酒精，尤其是在昏黄的灯光下，那一点光芒透过烟产生丁达尔效应的那种惊心动魄的美，我认为它们能给我提供思路和情绪价值。
我说：考虑过当一个作家吗？
她说：我爱惜我的身体，而且我还没学会怎么写一篇小说。
我说：写小说很简单，就是把你所认为的、社会道德认为的那些共同罪恶标上一个念头，然后任由它们沉浸在你的思维深处，等到时机到了，它们就会蜕变成专属于你的素材和思路。
她说：就像酿酒？
我说：对，酿酒。
她转身走出了我的书房，单薄的躯体好似带不起一点风，她从客厅捞起了一个印着粉边美羊羊的背包，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了。我看着她笔直的走到大门前，枯瘦的手已经搭在了门把手上。我知道她要走了，我唯一一个可能的学生要走出这道门，我的目光钉在那道身影上，玄关灯正给她镀上一层轻纱般的柔和金光。
她说：晚安先生。
她的身影消失在门后的阴影里，然后是骨肉刮擦的浅唱，我不敢想门后的状况，只是浑浑噩噩的关上门，大口喘着粗气，心脏像是被一个铁盒子装了起来，一切跳动与鲜活都渐渐离我而去，就好像我本来就没有心，从未活在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
我从不苛求爱情，因为一昧地情爱只会沉沦为悲剧。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种思想，悲剧的悸动远远盖过了对情爱的渴望，比病痛来的更加急躁和仓促的情绪只会扰乱我的大脑，让那一点仅存的清醒消弭的无影无踪。我已经盖不住脑海里浪潮般的窃窃私语，像是无数的自己在繁复的诵经，沉闷、淤顿。我因此看了心理医生，而医生对于我的处境和心理状态也束手无策。他说我的心里有一层透明的墙，只有我能看到真实的自己，这种隔阂拒绝了所有妄图看穿我的人。于是我往心里投射了一抹目光，然后新的素材从最深处飞驰而来，像稻田里的稻草人一样显眼。
我的心理来源于我最珍视的领域，这算是一种悲剧，而且是世间无上的大悲剧，这是麻木的悲剧，是不带仁慈的悲剧，是奥林匹克圣国上会被永远传唱的悲剧。
问题出现在哪里？
楼上夫妇以前是不吵架的，什么时候开始吵架了呢？
我脑海里的声音还在不断的说着话，他们在讨论着我的一切，从血肉到灵魂，从外表到内里，一寸寸私密和灵感像是被钝刀子割下，血淋淋的晾晒在众人的面前。我好像听到了他们的尖啸，那种缠绵着讥讽的故作惊讶和夏天里飞不出房间的虫子，虽然渺小，经久不衰。
于是我决定短暂的抛弃掉自己，在满屋的酒味和烟雾中一步步潜入记忆，玄关的灯早就坏了，那时候连带着客厅的吊灯一起摔落在地面上，只是一声脆响。记忆在响动中缠上我的脚踝，我最后看了一眼客厅里那面落地镜。
上面密密麻麻的全是我的脸，与昆虫的复眼无二。
剖析自己永远不是一件易事。
因为我所熟知的自己都像笔下的文字一样抗拒我的探求，心灵的内核与西伯利亚雪原上的一具野狼尸体般冰冷，我感受不到丝毫颤动。我想了很多东西以激发出它哪怕一丝的垂怜，从春天房间里的花到冬天窗外紧贴着的枯枝，从一抹带有边界的笑意到一块不大不小的黑色的碑，我不由自主的想到家人，想到作品，想到我本人的身份：作家。
我真的说过真话吗？
笔下的字永远是黑的，没有人写纸质小说会用一大堆莫名其妙的颜色，白纸黑字是传统，是带着惧意的退缩，黑和白几乎贯穿了我的房间、我的世界，直到我下笔卸下故事，视野的边缘才腾起灰。灰色只占据我的一个小角落，但是深邃，像暖阳抛出的卵子一样温柔而灼热。灰平等的吸引着我，吸引着我们，只是另外的我依然挡在我跟前。
我推开他们，却陡然发现那抹灰下只藏着一句话。
她说：去看心理医生吧。
医生拉开了凳子，让端着杯子的我坐上去，我抿了一口水，一股温暖开始从口腔坠入腹部，舌根漫上甜，不是那种工业糖精的发齁的甜。
“温糖水有助于缓解你的紧张心情，也有助于你思考接下来的问题。”
医生打开了面前的笔记本，然后倚在看起来柔软的办公椅上，我把水杯抵在手心，低头看着还在摇晃的水面，那里映着我的脸，水花稀碎，似乎我也被卷携着成为无数水分子间的一个碎片。医生瞥了我一眼。办公室安静下来，只剩下墙上挂钟的叹息。
他说：你是个作家？
我说：是。
他说：平时是不是很喜欢从生活中收集素材？
我说：一切的情节和故事都来源于生活，或者是从生活中脱胎而来。
他说：嗯，有没有人向你提出写作上的建议？
我说：以前有的，现在也有。
他说：你觉得你平日里所处的环境是好是坏？
我说：不算太好。
他说：你觉得作家应该怎么定义？
我说：会骗人就够了。
这次医生放下了笔记本，静静的看着我蜷缩起来的手指。他的背后是一扇冒着阳光的窗户，办公室的窗帘是坏的，我已经在角落里看到了那些小滑轮，所以我看不清医生的面容，他和阳光下的黑暗融杂在一起。但我能感受到一种朦胧的气氛开始在我们周围的空气中弥漫，我思考了很久，医生也只是看着我，然后我明白了，是不加掩饰的怀疑与审视。我想离开这间屋子，逃的越远越好。
她说：你像只惊弓之鸟。
我好像能记得她说这句话的样子，和眼前的医生一样缩在阳光下，像一艘在太阳上的迷茫的船，只是我记不清这是她什么时候说的了。
“要不要再来一杯温糖水？”这次是医生。
楼下那家人搬走，我听到了他们搬东西的声音，而楼上是死一般的寂静，沉郁的夏日气息塞在胸口，上不去下不来，一口气就像一桩骨刺哽在咽口。待楼下的声音逐渐在夜中消逝，“啪”，我的视野一下暗了下来，地上瘫散着一堆属于灯的零件。楼上开始爆发争吵。听着女人的尖细的嗓音，还有那位和蔼的丈夫怒吼。
为什么？
我又看到了打着太阳伞的女人，只是这次她已经扼住我的手腕，一步一步的向小路尽头走去。空气中弥漫的不再是烟味和酒气，更像是一种腐朽的味道，我没有闻过人腐烂后的味道，据说很像臭鸡蛋，而我也没有闻过臭鸡蛋。女人走的越来越快，直到她带着我步入一个连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也无法看到的角落。
是一片树林。
女人消失了，像鬼魂一样无踪，只留下黑暗里的缀泣，我看到了树林里最中央的枯树，那上面捆着一个女生。是她，只不过脸变得苍白，甚至于乌黑。她的腿骨被折断，施暴者像打绳结一样将她的腿系在了树上，手腕则被铁丝箍在一起，玉般的腕骨凑在一团。她就这么挂在树上，就这么挂在树上。她的身上没有衣物，少女张扬的春色并没有带来浪漫，血液和排泄物几乎铺满了她身下的树根。她就这么挂在树上，就这么挂在树上。我看到了从她茂密丛林里伸出的一根绳子，我拽了拽，圆润的头颅从那一滩排泄物中探出——是一个婴儿。
有什么东西碎了。
我的心跳的极快，一切压制与恐惧都浓缩成一团，从声带里蹿出。
啊啊啊啊啊啊啊！
那是楼上夫妇和楼下那家人的孽缘，那个孩子的诞生本是意外。
而我不过是在精神上，只是在精神上。
我浑浑噩噩的跑出心理医生的房间，攀附到洗漱台上呕吐，挥之不去的腹部痉挛刺激着我的胃，尸臭味至始至终都漂浮在我的鼻腔里，胃液蔓延到上牙膛，刺痛让我越发清醒。
我裹紧外衣扣紧纽扣，从洗手台飞奔到了这层楼的应急出口。消防门就在我的眼前，我下意识般的回头，是那个心理医生，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个女生。
是她。
惧意像沉闷在水底的死鲸一般飞速涌上水面，我从楼梯上摔了下去，第一下的痛楚让我看清了她的脸，是张扬的，是有活力的，是带着脉动的。而后，我的意识距离我的身体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心理医生蹲在我身体的前面，喊来了急救人员。
一张卡片掉在地上，上面是心理医生让我画的一棵树。
我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