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弹落下时，我在想晚饭的馒头会不会被尘土盖住。
这句话是我在阵地上学会的第一句人话。不对，我本来就会说人话，我是说——这是我在这个炮坑里，第一次觉得嘴里嚼的不是泥巴和铁锈味。
我叫孙满仓，河南人，十九岁，上个月还在家里刨红薯。现在我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某部某连某排的一名列兵，具体哪个团哪个营我已经说不清了，因为我的连长说他也说不清。他说：“满仓啊，你就记住咱们是打鬼子的就行了，番号那玩意儿，炮弹一炸啥号都没了。”
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阵地在一道山梁上。地图在营长手里，营长的手在绷带里，绷带是灰褐色的，分不清是原来的颜色还是血干了的颜色。指导员说这道梁子很重要，扼守着通往县城的公路，鬼子要往南走，就得从咱们鼻子底下过。咱们的任务就是不让鬼子从鼻子底下过。
我问指导员：“那鬼子要是绕道呢？”
指导员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不是生气，也不是无奈，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像是在看一样已经碎了但还没散开的东西。他说：“满仓，打仗这事儿，你不能想太多。想多了，就迈不动腿了。”
我没再问。
我们连守的是梁子正面的一片凹地，凹地里本来有个村子，现在没了。变成了一堆一堆的碎砖烂瓦，像是一个巨人把村子捧在手心里揉了几把，又扔了回去。村口原来有棵槐树，现在只剩下半截树桩，树桩上插着一块弹片，阳光下反着光，远远看去像一面小镜子。
我很长时间都在看那块弹片。不是因为好看，是因为它不动。在这个阵地上，不动的东西太少了。土在动，烟在动，人在动，连天都在动。我盯着天看的时候，天像是在摇晃，像一锅烧开了的水，咕嘟咕嘟地冒着泡。后来卫生员老赵说那不是天在动，是我脑震荡还没好。
老赵是上海人，说话软绵绵的，跟唱戏似的。他说：“孙满仓，你这个脑子被震过两次了，我跟你说过要休息的呀。”
我说：“鬼子不让休息。”
老赵就没说话了。他蹲在战壕里，从药箱里翻出一块纱布，叠了叠，又放回去。他的药箱里已经没什么药了，主要装的是他从废墟里捡来的东西：半截铅笔、一个缺了口的小瓷碗、一张不知道从哪本书上撕下来的纸，纸上印着一个女人的照片，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雾。
我问老赵那张纸是啥。老赵说是一个女明星，叫周璇。我说不认识。老赵说：“你不认识也正常的呀，她唱的歌你没听过的。”我说你唱给我听听。老赵就哼了几句，声音很轻，像是怕被炮弹听见似的。他哼的是什么我听不清，但调子软软的，绵绵的，像河南老家的棉花糖。
炮弹就是在他哼到第三句的时候落下来的。
第一波炮击来得很快，没有征兆。老兵们说鬼子的炮有规矩，一般是早上和傍晚打，中午不打，中午鬼子要吃饭。但今天不是，今天是下午，太阳正毒的时候，炮弹就下来了。
我趴在战壕里，双手抱着脑袋。这个姿势是班长教我的，他说炮弹来的时候你就抱着头趴好，别乱跑，炮弹不会专门找你，它找的是阵地。你要是跑了，它找的就是你。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但我照做了。
大地在抖。我的牙齿磕在泥地上，磕出了血，嘴里咸咸的。耳朵里嗡嗡响，像是有一窝蜂钻了进去。有一发炮弹落得很近，近到我感觉到一阵热风从头顶刮过去，像是有人在夏天打开了一口烤红薯的炉子。
炮击停了之后，我从土里把自己挖出来。我的半个身子被埋在了土里，左胳膊动不了，被什么压住了。我扭头一看，压住我胳膊的不是土，是二牛。
二牛是山西人，比我大两岁，是我在部队里认识的第一个人。我们一起从新兵连分到这个连，一起分到三班。二牛的鼻子很大，他说他娘说他鼻子大有福气。我说你娘说得对。他说你骗人。我说我没骗你，你鼻子确实大。他就笑了，笑起来的时候鼻子更大了。
现在二牛的鼻子就搁在我的胳膊上，他的脸侧着，眼睛睁着，看着天。天是灰白色的，没有云，也没有那锅开水似的摇晃。天很安静。
“二牛，”我说，“你起来。”
二牛没动。
“二牛，你压着我胳膊了。”
二牛还是没动。我这才注意到他的后背上有一个洞，不大，大概跟我的拳头差不多，洞里黑漆漆的，看不见底，像是有人在他身上挖了一口井。
我把他推开。他很轻，轻得不像是二牛。二牛以前很重，刚来部队的时候他背着一袋小米走了三十里山路，到了地方放下袋子，他说他的腿已经不是他的了。我说那你把腿送给谁了。他说送给山神爷了。我说山神爷要你的腿干啥。他说山神爷缺两条腿，他那两条腿是罗圈腿，山神爷肯定不想要。我说你怎么知道山神爷不想要。他说罗圈腿走路不好看，山神爷是神仙，神仙走路要好看的。
现在二牛的罗圈腿歪歪扭扭地搭在战壕边上，一条朝左，一条朝右，像是两个人各自往不同的方向走了一步。
我把他的眼睛合上了。他的眼皮很凉，像摸到了一块河底的石头。
“满仓！满仓！”
班长的声音从左边传来，我答应了一声，声音从嗓子里出来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像是一块破布被撕开的声音。
班长爬过来，脸上黑一道白一道的，像是戏台上的张飞。他看了看二牛，又看了看我，说：“你没事吧？”
我说没事。
班长说：“你的胳膊在流血。”
我低头一看，左胳膊上有一道口子，不深，但很长，从肘弯一直划到手腕，像是一条红色的蚯蚓趴在胳膊上。我不觉得疼，只是觉得那条蚯蚓在动，一扭一扭的，扭得很慢。
“擦破皮，”我说，“不碍事。”
班长从兜里掏出一块布条，帮我缠上。布条是灰色的，原来是白色的，他说这是他媳妇给他做的绑腿布。我说你媳妇做的绑腿布你咋不绑腿上。他说绑腿上天天踩泥巴，糟蹋了，揣兜里还能闻个味儿。我把布条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什么味儿都没有，只有硝烟味和汗味。
“闻到没？”班长问。
我说闻到了。
“啥味儿？”
“硝烟味儿。”
班长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他的眼神跟指导员看我的那个眼神不一样。指导员的那个眼神是看碎了的东西，班长的这个眼神是看一件还没碎但马上就要碎的东西。
他说：“满仓，你往后站点，别站在那个位置。”
我说为啥。
他说：“那个位置不吉利，二牛刚才就站在那儿。”
我说二牛不是站着的，他趴着。
班长说：“那他就是趴在那儿死的，你别趴那儿。”
我觉得班长说的有道理，就往后挪了两步。挪完之后我发现，往后挪两步跟不挪没什么区别。整个战壕都是土，都是烟，都是死人活人混在一起的味道。往前一步是死，往后一步也是死，区别只是死的时候脸朝哪个方向。
指导员在战壕的那头喊集合。我们连本来有四十七个人，现在能站起来的，加上我，一共二十一个。站不起来的有八个，躺在战壕里的不知道有多少个，我没数，也不敢数。
指导员站在一个弹坑边上，他的左手吊在胸前，绷带从肩膀一直缠到手指，像是一只白色的爪子。他说：“同志们，团部来命令了，咱们得守住这道梁子，守到天黑。天黑之后有增援。”
没人说话。风从山梁那边吹过来，带着一股焦糊味，像是有人在烧塑料。不对，那个年代没有塑料，是有人在烧橡胶，也不对——是有人在烧人。人烧着了的味道就是这个味儿，我在村里的时候闻过，村东头的李寡妇想不开，把自己点着了，烧了半宿，全村人都闻到了那个味儿。
“有没有问题？”指导员问。
还是没有声音。二十一粒人站在弹坑边上，像二十一粒被筛过的豆子，大大小小，歪歪扭扭，但都站着。有一个新兵——我记不清他叫什么了，好像是姓刘，河北人，十六岁——他的裤子被弹片撕开了一条口子，露出白花花的腿，腿上有一道红印子，像是被鞭子抽过。他一直在低头看自己的腿，看得很认真，好像那条腿不是他的，是他借来的，他在检查有没有弄坏。
“没问题是吧？”指导员说，“那好，各排排长清点弹药，准备战斗。”
三排长姓吴，是个老兵，打过淞沪会战，从上海一路退到这里，退了两年，退了两千多里。他说他这辈子走过最长的路就是撤退的路，从东海边一直退到太行山，退得他都快忘记进攻是啥意思了。
吴排长清点完弹药，说：“三排，步枪子弹，平均每人七发。手榴弹，每人一颗。轻机枪，两挺，子弹一共一百二十发。”
指导员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够了。”
吴排长说：“不够也得够。”
指导员说：“对，不够也得够。”
他们的对话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跟我爹去赶集，我爹想买一头驴，钱不够，他说够了，卖驴的说不够，我爹说不够也得够，然后他就把那头驴牵回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我爹把家里的两只羊卖了，才凑够的钱。那头驴是个瘸子，走路一颠一颠的，我爹说瘸驴好，瘸驴不会跑远，丢了也能找回来。
我们的弹药就跟那头瘸驴一样，不够，但够了，不够也得够。
太阳开始往下走，从白色变成黄色，又从黄色变成橘红色，像是一个煎得太老的鸡蛋黄，挂在西边的山头上，晃晃悠悠的，随时要掉下来。
鬼子在太阳快掉下去的时候来了。
先是一排小黑点出现在对面的山坡上，黑点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像是一群蚂蚁从洞里涌出来。然后就能看到膏药旗了，一面，两面，三面——我数到第七面就没再数了，因为炮弹又来了。
这一次的炮击比上一次更猛。大地不再是抖，是在跳。像是有一双巨大的脚在地面上跺，一下，一下，又一下，跺得我五脏六腑都在翻腾。我趴在战壕里，嘴里咬着枪托——不是害怕，是牙床子痒，痒得难受，像是有蚂蚁在牙根里爬。
炮击停了之后，鬼子的步兵就上来了。
吴排长喊了一声：“打！”
我们就打。
七发子弹能打多久呢？我告诉你，七发子弹，如果瞄准了打，一发一发地打，大概能打三分钟。三分钟之后，你就只剩下一颗手榴弹了。手榴弹扔出去，炸一下，然后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的意思就是，你要么冲上去跟鬼子拼刺刀，要么就等着鬼子冲上来捅你。
我打了三发子弹，打倒了一个鬼子。那个鬼子跑在最前面，跑得很快，像一只受惊的兔子。我瞄着他的胸口打的，打没打中我不知道，我只看到他往前栽了一下，然后就趴在地上了。后面的人踩着他继续往前冲，像是踩在一块石头上。
我在鬼子冲到五十米的时候扔手榴弹。我拔了保险销，在钢盔上磕了一下，数了三个数，然后扔出去。手榴弹在空中翻着跟头，像一只黑色的鸟，翻了几个跟头之后落在鬼子堆里，炸了。炸完之后我探出头看，地上躺着三个鬼子，一个在动，两个不动。
然后我就没有子弹了。
我回头看了看战壕里，吴排长正在给轻机枪压子弹，他的手在发抖，压了好几次都压不进去。班长趴在我右边，他的步枪顶在肩膀上，正在瞄准，他的嘴唇在动，不知道在说什么。老赵蹲在战壕最深处，旁边躺着两个伤兵，一个在叫，一个不叫。叫的那个声音很大，像是在杀猪，不叫的那个脸上盖着一件衣服，衣服是湿的，不知道是水还是血。
指导员的驳壳枪还在响，啪啪啪的，声音很脆，像是有人在放鞭炮。他一边打一边喊：“同志们，坚持住！天黑他们就退了！”
天黑。天什么时候黑呢？我抬头看了看天，天还是橘红色的，那个煎鸡蛋黄还在西边挂着，一点都没掉下去。我觉得时间停了，像是有人把钟表的指针摁住了，不让它走。每一秒都像是被人拉长了，拉成了一根线，细细的，长长的，绕在脖子上，越勒越紧。
鬼子的第二次冲锋被打退了。他们丢下了十几具尸体，退回了对面的山坡。我们这边也死了三个人，伤了五个。死的那三个里面有一个是姓刘的河北新兵，就是那个裤子被弹片撕开了一条口子的。他的腿上又多了一道口子，这一次不是红印子，是一个洞，洞里往外冒着血，血是深红色的，稠稠的，像是化不开的糖浆。他趴在战壕沿上，眼睛还睁着，看着前方，像是还在瞄准。
班长把他的眼睛合上了。班长的动作很熟练，像是做过很多次。
“满仓，”班长叫我，“你还有子弹没？”
“没了。”
“手榴弹呢？”
“也没了。”
班长从自己兜里掏出两颗子弹，递给我。两颗子弹是不同型号的，一颗是七九步枪弹，一颗是六五步枪弹。七九弹是我们的，六五弹是鬼子的。班长说：“七九弹是你的，六五弹是我从地上捡的，不知道能不能用，你先揣着。”
我把两颗子弹揣进口袋里。口袋里本来有一块红薯干，是我从老家带来的，一直没舍得吃。现在红薯干不见了，不知道是被炮弹震掉了还是被我的汗泡化了。我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半天，只摸到一些碎渣，黏糊糊的，粘在手指上。我把手指放进嘴里嘬了嘁，甜的。
“班长，”我说，“你说天黑之后真有增援吗？”
班长没有回答。他在擦枪，用一块油腻的布条从枪口往里捅，捅一下，拿出来，再捅一下。他的枪是汉阳造，老得不能再老了，枪托上裂了一道缝，用铁丝箍着。他说这支枪比他的年纪还大，是甲午战争时候的玩意儿。我说甲午战争是啥时候。他说是光绪二十年。我说光绪二十年是哪一年。他说你别管是哪一年，反正那时候你爷爷还在穿开裆裤。
“班长？”
“嗯？”
“你说增援会来吗？”
班长停下擦枪的动作，看了我一眼。又是那种看还没碎但马上就要碎的东西的眼神。他说：“满仓，我跟你说个事儿。你知道为啥咱们这支枪叫汉阳造吗？”
我说不知道。
“因为是在汉阳造的。”他说，“汉阳有个兵工厂，专门造枪。那兵工厂是张之洞办的，张之洞你晓得吧？”
我说晓得，小时候听过书，张之洞是清朝的大官。
“对，”班长说，“张之洞办那个兵工厂的时候，光绪二十年，那会儿日本人也在办兵工厂。人家办的是现代化的兵工厂，咱们办的也是现代化的兵工厂。可是过了五十年，人家的枪越造越好，咱们的枪还是当年那批枪。你说这是为啥？”
我说不知道。
班长说：“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枪是一样的枪，打了五十年，枪没变，人变了。”
他没再说下去。他把枪擦完了，端起来瞄了瞄，又放下。他说：“增援会来的，一定会来的。你要是不信，你就看着天。天黑了，增援就来了。”
我就看着天。
天还是橘红色的，那个煎鸡蛋黄还在西边，但好像比刚才低了一点，像是被谁咬了一口，缺了一个小角。
第三波进攻是在天色开始发暗的时候来了。这一次鬼子学聪明了，他们没有直接冲锋，而是先打了一排烟雾弹，白色的烟雾在阵地前面散开，像是一堵墙，把什么都挡住了。
我看不见鬼子，只能听见声音。脚步声，说话声，枪械碰撞的声音，从烟雾后面传过来，越来越近。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嗡嗡嗡的，像是一群马蜂在飞。
吴排长喊：“等他们近了再打！听我的命令！”
我握着枪，手指搭在扳机上，但我没有子弹。兜里那两颗子弹我还没装上。我把七九弹塞进弹仓里，推上枪栓。六五弹太小了，装不进去，我把它又揣回口袋。
烟雾越来越近，已经飘到了战壕边上。烟雾的味道很呛，像是烧辣椒，我的眼睛开始流泪，不是哭，是被熏的。
“打！”
吴排长一声喊，轻机枪响了，步枪也响了。我瞄准烟雾里一个模糊的人影，开了一枪。枪的后坐力撞在肩膀上，疼了一下，但很快就过去了。我拉枪栓，退弹壳，子弹壳跳出来，落在地上，叮叮当当的，很好听。
第二发我没有打出去。因为烟雾里突然冲出来一个人，太快了，像是从墙里面钻出来的。他穿着一身土黄色的军装，戴着钢盔，手里端着一支三八大盖，刺刀在昏黄的光线里闪了一下，像是谁眨了一下眼睛。
他冲到了战壕边上，刺刀朝我捅过来。
我往后一仰，后背撞在战壕壁上，刺刀从我耳朵旁边擦过去，扎进了土里。我听到土里面发出“噗”的一声。那个鬼子使劲拔刺刀，拔了一下没拔出来，又拔了一下，还是没拔出来。他低头看了一眼，嘴里骂了一句什么，我听不懂，但我知道是在骂人。
我用枪托砸了他的脑袋。
枪托砸在钢盔上，发出“当”的一声，像是敲钟。他的脑袋歪了一下，但没有倒，他松开了步枪，伸手来抓我的枪。他的手很大，手指粗短，指甲里塞满了泥巴。他抓住了我的枪管，使劲往他那边拽。我不松手，也使劲拽。我们两个人就像拔河一样，拽过来拽过去。
他的力气比我大。他把我拽过去了两步，我的脚在战壕底下的泥巴里打滑，站不稳。他另一只手从腰间拔出了一把刺刀，朝我的肚子捅过来。
我看到那把刺刀朝我过来，很慢，慢到我甚至能看清刀身上的锈迹。它像一条蛇，慢慢地游过来，游向我的肚子。我想躲，但脚底下打滑，躲不开。
刺刀在离我肚子大概一巴掌远的地方停住了。
班长的手握住了刀刃。
班长的手抓住了那把刺刀，手指扣在刀刃上，血一下子就涌出来了，顺着刀身往下流，滴在我的鞋上。班长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他只是握着那把刀，握得很紧，像是握着一根烧火棍。
那个鬼子愣了一下，大概是被这个动作吓到了。他使劲抽刀，但班长的手像是铁钳子一样，夹住了刀，抽不动。鬼子又骂了一句，松开了刀柄，转身就跑。
班长没有追。他把那把刺刀从自己手上拔下来，扔在地上。他的右手从掌心到手指，被割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皮肉翻卷着，露出里面白花花的东西，不知道是筋还是骨头。血不是流的，是喷的，一股一股地往外喷，像是地底下有一口泉眼被打穿了。
“班长！”我叫了一声。
“没事，”他说，“皮外伤。”
他扯了一块布条缠在手上，缠了三圈，布条就被血浸透了，变成了红色。他又扯了一块，继续缠。缠到第五块的时候，血止住了，或者说，布条把血挡住了。
“愣着干啥，”班长说，“打鬼子。”
我回过神，端起枪，朝烟雾里又开了一枪。我不知道打中了没有，但我听到了烟雾后面传来一声惨叫，声音很短，像是一声咳嗽。
鬼子的第三次进攻又被打退了。
这一次打完，能站起来的人更少了。我数了数，包括我在内，十一个。指导员不见了，吴排长也不见了。后来我在战壕的拐角处找到了指导员，他靠在战壕壁上，坐着的，眼睛闭着，像是睡着了。他的胸口有一个洞，不大，大概跟二牛后背上的那个洞差不多大。洞里黑漆漆的，看不见底。
他的手里还握着那把驳壳枪，枪口朝上，像是在指着天。枪里的子弹打光了，枪栓停在后面，张着嘴，像是一条渴了很久的鱼。
我把他的眼睛合上了。这一次我动作熟练了，不像给二牛合眼睛的时候手在发抖。我甚至觉得我已经习惯了做这件事，合上眼睛，把活着的人跟死了的人分开，让死了的人看起来像是睡着了，让活着的人看起来还活着。
老赵在战壕的那头喊我：“孙满仓！孙满仓你过来一下！”
我跑过去。老赵蹲在一个伤兵旁边，那个伤兵是二班的，姓王，东北人，我们都叫他王大个。王大个的腿被炸断了，不是从膝盖那里断的，是从大腿根那里断的，整条左腿只剩下一点皮肉连着，像是一截树枝被折断了但还没完全掉下来。
王大个的脸白得像纸，嘴唇是灰紫色的，他在发抖，全身都在发抖，像是被人扔进了冰窖里。他的眼睛瞪得很大，看着自己的腿，看着那条只连着一点皮的腿，嘴里在念叨什么。
“他说啥？”我问老赵。
老赵凑近听了听，说：“他在说冷。”
我把我的外套脱下来，盖在王大个身上。外套上全是土和血，硬邦邦的，像一块铁皮。
“老赵，”我说，“他的腿能接上不？”
老赵没说话。他在从药箱里往外拿东西：纱布、碘酒、剪刀、镊子。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做一件很精细的活。他把剪刀举起来，对着光看了看，又放下。
“满仓，”他说，“你帮我按住他。”
我按住了王大个的肩膀。王大个的肩膀很瘦，骨头硌手，像按在一块石头上。老赵拿起剪刀，剪断了连着腿的那点皮。王大个叫了一声，声音不大，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然后他的身体猛地弹了一下。
老赵用纱布把断口处裹住，裹了一层又一层，裹到最后，纱布用完了。他看了看药箱，里面空了。他把药箱盖上，坐在地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老赵，”我说，“他会死吗？”
老赵没有回答。他从兜里掏出那张周璇的照片，看了看，又放回去。他说：“满仓，我跟你说个事儿。上海有个地方叫百乐门，你知道吧？”
我说不知道。
“百乐门是个舞厅，很大的舞厅，里面灯一亮，跟白天一样。周璇在那儿唱过歌，穿着一身白裙子，亮闪闪的，像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他顿了顿，“我站在门口看了一眼，没进去。进去要买票，我买不起。”
“后来呢？”
“后来我就来当兵了。”他说，“我走的那天，上海在下雨，百乐门的灯还亮着，但周璇已经不在了。她去香港了。香港你知道吧？”
我说知道，在广东那边。
“对，在广东那边。”老赵说，“我本来想去香港的，但没去成，走着走着就走到这儿了。”
他看了看天。天已经暗下来了，橘红色变成了深紫色，煎鸡蛋黄不见了，被山吃掉了。
“天黑了，”老赵说。
天确实黑了。不是一下子黑的，是一点一点黑的，像是有人在一盏灯上盖了一块布，慢慢地盖，慢慢地暗。
天黑了，增援呢？
我等了一会儿，没有增援。又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
班长走过来，他的右手裹着厚厚的布条，布条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是红褐色的，像一块烧焦的树皮。他的左手拿着那支汉阳造，枪托上的铁丝松了，他蹲下来，用牙咬住铁丝，重新箍紧。
“班长，”我说，“增援呢？”
班长把铁丝箍好了，站起来，朝山梁那边看了看。山梁上黑黢黢的，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风的声音，呜呜的，像是有人在哭。
“会来的，”班长说，“你再等等。”
我就再等等。
等了不知道多久，山梁那边终于有了动静。不是增援，是鬼子。鬼子的炮又开始了。
这一次的炮击跟之前都不一样。之前的炮击是有间隔的，打一阵停一阵，像人在喘气。这一次不是，这一次是不停的，炮弹一颗接一颗地落下来，像是有人在往下倒豆子，哗啦啦的，没完没了。
大地在尖叫。不是我在尖叫，是大地在尖叫。那种声音从地底下传上来，穿过我的脚底板，穿过我的骨头，一直钻到脑子里，像是一根针在脑子里搅。我趴在地上，双手抱着头，嘴巴张着，牙齿咬着泥巴。泥巴的味道很怪，有土腥味，有硝烟味，有血腥味，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像是铁锈，又像是铜钱。
一发炮弹落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近到我看到了它落下来的样子。它是一个黑色的圆点，从天上掉下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变成了一朵花。一朵黑色的花，花瓣是泥土和碎石，花蕊是火和烟。那朵花在地上绽放，然后合拢，然后消失。
我被气浪掀了起来。
我的身体离开了地面，像一片树叶被风吹起来，在空中翻了一个跟头，然后摔在地上。摔下去的时候我的后脑勺磕在什么东西上，磕得我眼前一黑，什么都看不见了。
眼前黑了几秒钟，也许更久，我不知道。等我能看见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躺在一个弹坑里。弹坑很大，大概有一间屋子那么大，边缘是翻起来的泥土，松松的，软软的，像是新翻的耕地。
我的耳朵在响，嗡嗡嗡的，什么都听不见。世界变成了一个无声的世界，像是一幅画，有人在动，有东西在炸，但没有声音。我看到战壕被炸塌了一大片，泥土和木头散落一地。我看到一个人从土里爬出来，他的脸上全是泥，看不清是谁。我看到老赵蹲在一个角落，怀里抱着一个人，在摇晃那个人，但那个人不动。
我试着站起来。腿能动，胳膊能动，腰也能动。我从弹坑里爬出来，爬了两步，摸到了我的枪。枪管是弯的，被什么东西砸弯了，像一根被折弯的铁丝。我把枪扔了，继续往前爬。
爬到一个土堆旁边，我停下来。土堆后面坐着班长。
班长靠着土堆坐着，他的汉阳造横在腿上，枪托上的铁丝断了，枪托裂成了两半，像是一根被劈开的柴火。他的眼睛睁着，看着前方，看着炮弹落下来的方向。他的嘴唇在动，像是在说什么，但我听不见，我的耳朵还在响。
我凑近了一点，想看清他在说什么。他的嘴唇动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我盯着他的嘴唇，努力辨认。
他说的是：“满仓，增援来了。”
我回头一看。
身后什么都没有。只有炮弹，只有泥土，只有烟，只有火。哦对了，还有一面旗。
那面旗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也许是哪个连的军旗，也许是团部的，也许是营长手里那面被炮弹炸碎了的。它插在一个弹坑的边缘，旗杆是一根烧火棍，或者是半截步枪，看不清楚。旗面已经被撕开了好几道口子，像是被野兽的爪子抓过的。它还在炮弹的气浪中飘，在火焰的热风中飘，在漫天的尘土中飘。
旗子是红色的，但已经看不出原来的红了，被硝烟熏成了灰褐色，被尘土盖成了土黄色。可它还是一面旗。它竖在那里，歪歪斜斜的，像是一个站不稳的人，但没有倒。
我身后不只有旗。还有一群人。
他们坐在地上，靠着战壕壁，靠在弹坑边上，靠在彼此的肩膀上。他们是伤兵，是那些在之前的战斗中被打伤但没有死的人。王大个躺在那里，断腿的地方纱布已经掉了，露出一个红彤彤的伤口，像是嘴里张开的喉咙。姓刘的河北新兵趴在那里，背上盖着一件衣服，衣服是湿的。二牛躺在战壕的另一头，他的鼻子还是那么大，但已经不像是福气的样子了，像是一块被揉皱的布。
还有很多人。我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有些我甚至不认识。他们是二班的，四班的，机枪班的，炊事班的。他们坐在一起，靠在一起，像是坐在一辆颠簸的马车上，彼此支撑着，不让对方倒下去。
他们没有看彼此。他们都看着天。
天已经全黑了。不是那种有星星有月亮的黑，是一种密不透风的黑，像是被一口大锅扣住了，什么都看不见。但炮弹炸开的时候，天会亮一下——亮一下，暗下去，再亮一下，再暗下去。每一次亮起来的时候，都能看到那些伤兵的脸。他们的脸上有泥，有血，有汗，有泪。他们的眼睛在炮弹的闪光中反着光，亮亮的，像是水里反射的月光。
他们在看什么？天上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只有炮弹，只有烟，只有火。可他们都在看，看得很认真，很专注，像是天上有什么好东西，像是天上的那些炮弹是烟花，是过年时候放的烟花。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小时候在村里，过年的时候，我爹会带我去镇上看烟花。烟花在夜空中炸开，红的，绿的，紫的，亮闪闪的，像是天上的神仙在往地上撒花。我骑在我爹的肩膀上，仰着头，嘴巴张着，看得入迷。我爹说：“满仓，好看不？”我说好看。我爹说：“好看就多看两眼，看完就没了。”
现在，在这道不知名的山梁上，在这片被炮弹翻了一遍又一遍的阵地上，在这群伤兵中间，我也仰着头，看着天。天上没有烟花，只有炮弹。炮弹炸开的时候，不是红的绿的紫的，是橘红色的，是铁灰色的，是黑色的。它们不像花，它们像……它们什么都不像，它们就是炮弹。
但它们也是亮的。在黑暗中，它们也是亮的。
我身边的班长动了一下。他的身体从土堆上滑下来，坐到了地上。他的枪从他腿上滑落，掉在泥土里，发出一声闷响。他的头歪向一边，靠在我的肩膀上。他的肩膀很沉，压得我往旁边歪了一下。
“班长？”我说。
他没有回答。他的眼睛还睁着，还在看天。他的嘴唇不动了，停在一个奇怪的位置上，半张着，像是要说一个没说完的字。
他的呼吸很轻，轻到我几乎感觉不到。后来连那一点轻也消失了。
我坐在地上，班长靠在我肩膀上。他的身体还是温热的，但我知道他已经不在了。不在了的意思就是，他的灵魂已经走了，去了一個我不知道的地方。那个地方很远，远到我用一辈子都走不到。也许那个地方就在天上，就在那些炮弹炸开的地方。也许那些炮弹炸开的时候，不只是炸开，也是在打开一扇门，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每一声爆炸都是有人在敲门，每一声爆炸都是有人在开门。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班长不在了，二牛不在了，指导员不在了，姓刘的河北新兵不在了，很多人都不在了。而我还在这里，坐在这片被炮弹翻了一遍又一遍的土地上，肩膀上靠着一个人的身体，仰着头，看着天。
炮弹还在落。一颗，两颗，十颗，一百颗。它们从天上掉下来，像雨点，像冰雹，像流星。它们落在阵地上，落在战壕里，落在弹坑里，落在那些已经不会动的人身上，也落在那些还在动的人身上。
身后那群伤兵还坐在那里。他们没有躲，没有跑，没有趴下。他们就那么坐着，靠着彼此，看着天。炮弹的气浪掀过来的时候，他们的衣服在风中啪啪地响，像是一面面小旗子。他们的头发被吹起来，又落下去，被吹起来，又落下去。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躲。也许是因为躲不躲都一样，也许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力气躲了，也许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在乎了。当一个人被打碎了太多次之后，他就不再害怕碎了。因为他已经碎了，碎成了很多小块，散落在这道山梁上，散落在每一个弹坑里，散落在每一条战壕中。
我也碎了。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碎的，也许是第一发炮弹落下的时候，也许是二牛压在我胳膊上的时候，也许是班长的血流在我鞋上的时候。反正我已经碎了，碎得比他们还要碎，碎到我自己都找不到自己了。
但我还坐在这里。我还在看着天。我还在呼吸。我还在想一些有的没的——红薯干是甜的，瘸驴不会跑远，周璇的裙子是亮闪闪的，百乐门的灯跟白天一样亮。这些念头像是从碎了的我里面飘出来的碎片，一片一片的，在空中飘着，飘到那些炮弹炸开的地方，被火吞掉，变成烟，变成灰，变成什么都不剩。
炮弹再一次如雨点般落入阵地，激起一阵阵尘土。
有一颗炮弹落得很近。近到我能看到它在空中旋转的样子，一边转一边往下落，像是一个陀螺，又像是一颗种子。它落在我面前大概两三米的地方，砸进泥土里，没有马上炸。
我看着那颗炮弹。它半截埋在土里，半截露在外面，像是一颗被种下去的种子。它的尾部有几片翼片，在微微颤动，像是在呼吸。它的表面是铁灰色的，上面有一些数字和字母，我看不懂。
我在想，这颗种子种下去，会开出什么样的花呢？
也许是一朵黑色的花，花瓣是铁片，花蕊是火药。也许是一朵红色的花，花瓣是血，花蕊是火。也许是一朵透明的花，什么都看不见，但你摸得到它，它烫手，它割手，它把你的手指一根一根地切掉，你感觉不到疼，你只是看到你的手指掉在地上，像五条从树上落下来的毛毛虫。
那颗炮弹炸了。
我没有听到声音。我的耳朵早就聋了，被震聋了，被太多的声音塞满了，塞到什么都听不到了。我只看到一道光，一道很亮很亮的光，比太阳还亮，比一百个太阳还亮。那道光照亮了一切，照亮了阵地，照亮了战壕，照亮了那些伤兵的脸，照亮了那面歪歪斜斜的旗子。
在那道光里，我看到了一些东西。
我看到了二牛。他站在战壕边上，鼻子大大的，在笑。他的罗圈腿不罗圈了，站得很直，像是两根笔直的树杆子。他朝我挥了挥手，说：“满仓，过来，这边有馒头，没有土。”
我看到了指导员。他坐在一个弹坑边上，手里拿着驳壳枪，枪口不再朝天了，朝下放着。他的胸口没有洞了，衣服是干净的，整整齐齐的。他看着我，说：“满仓，过来，这边不用想太多，想多了迈不动腿。”
我看到了班长。他站在那面旗子旁边，右手上没有布条，手掌是完好的，没有伤口，没有血。他的汉阳造扛在肩膀上，枪托上没有铁丝，没有裂缝，亮锃锃的，像是新枪。他说：“满仓，过来，这边有增援，很多的增援，永远都打不完的增援。”
我看到了老赵。他蹲在一个角落里，怀里抱着一个人，不是伤兵，是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穿着一身白裙子，亮闪闪的，像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老赵在笑，笑得很好看，他说：“满仓，你过来呀，周璇在唱歌呢，你听听。”
我听到了。不是从耳朵里听到的，是从心里听到的。那是一首歌，软软的，绵绵的，像河南老家的棉花糖，像上海百乐门的灯光，像过年时候的烟花，像瘸驴走路时候一颠一颠的样子。
那首歌很好听。
我站了起来。
我的腿能动，胳膊能动，腰也能动。我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我回头看了一下身后，那些伤兵还在那里坐着，靠着彼此，看着天。他们的脸上有泥，有血，有汗，有泪。他们的眼睛在炮弹的闪光中反着光，亮亮的，像是水里反射的月光，是在哭吗？
他们也看到了那道光吗？他们也看到了那些人在招手吗？他们也听到了那首歌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在笑。每个人都在笑。王大个在笑，他的断腿不疼了。姓刘的河北新兵在笑，他的腿上的洞愈合了。他们都在笑，笑得很好看，像是看到了什么好东西，像是看到了天上的那些炮弹变成了真正的烟花，红的，绿的，紫的，亮闪闪的。
我也在笑。
我转过身，朝那道走过去。那道很亮，很暖，像是有人在冬天打开了一扇门，门里面烧着炉子，炉子上蒸着馒头，馒头的热气在屋子里飘，白花花的，软绵绵的。
我走了三步。
第一步，我想起了红薯干的味道。甜的，黏糊糊的，粘在手指上。
第二步，我想起了班长的眼神。那种看还没碎但马上就要碎的东西的眼神。
第三步，我想起了那面旗。红底，被撕开了好几道口子，但还在飘。旗杆是一根烧火棍，插在一个弹坑的边缘，歪歪斜斜的，像一个站不稳的人，但没有倒。
我走了三步。
第四步我没有迈出去。
因为那颗炮弹炸了。
那道光吞没了一切。它吞没了阵地，吞没了战壕，吞没了那些伤兵，吞没了那面旗子，吞没了我。它像一只巨大的手，把我从地上捡起来，捧在手心里，轻轻地揉了一下。
我不疼。一点都不疼。
我甚至觉得很舒服，像是回到了很小很小的时候，躺在娘怀里，娘用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背，一下，一下，又一下。娘的嘴里哼着一首歌，软软的，绵绵的，像河南老家的棉花糖。
我飘了起来。
不是飞，是飘。像一片羽毛，像一缕烟，像一个肥皂泡。我飘在空中，往下看。我看到了阵地，看到了那些弹坑，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的，像是月亮上的环形山。我看到了战壕，弯弯曲曲的，像是一条被犁过的沟。我看到了那些伤兵，他们还在那里坐着，靠着彼此，看着天。他们的身体一动不动，像是雕塑，像是刻在山梁上的浮雕。
我看到了那面旗子。它还在飘，在炮弹的气浪中飘，在火焰的热风中飘，在漫天的尘土中飘。它歪歪斜斜的，但没有倒。
我飘得越来越高。阵地变小了，变成了一块巴掌大的地方。山梁变小了，变成了一道皱纹。大地变小了，变成了一张铺开的地图。我看到了公路，看到了河流，看到了远处的县城。我看到了更多的山，更多的梁，更多的沟。
我看到了很多东西，但我不认识它们。我只认识那道山梁，那块巴掌大的地方，那道皱纹，那张地图上的一个小点。那是我的阵地，我死在上面的阵地。
我继续往上飘。大地变成了一面巨大的旗子，红色的，被撕开了很多道口子，但还在飘。那些口子是河流，是山谷，是公路，是战壕。那些口子是一个个名字——二牛，指导员，班长，老赵，王大个，姓刘的河北新兵。那些口子是一个个故事，一个个被炮弹炸碎了的、被尘土盖住了的、被人忘记了的故事。
但那面旗还在飘。
它歪歪斜斜的，像一个站不稳的人，但没有倒。
炮弹再一次如雨点般落入阵地，激起一阵阵尘土。
但那是在下面了。在我下面很远的地方。我听到那些爆炸声，但已经不那么响了，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放鞭炮，像是过年时候的烟花，噼里啪啦的，很好听。
我继续往上飘。
天上有星星。很多很多的星星，比我在村里看到的还要多。它们一闪一闪的，像是谁在天上钉了很多钉子，钉子在反光。不对，它们不是钉子，它们是眼睛，是很多很多人的眼睛——是二牛的眼睛，是指导员的眼睛，是班长的眼睛，是老赵的眼睛，是王大个的眼睛，是姓刘的河北新兵的眼睛。他们都在天上，在天上的那道里，在那道比一百个太阳还亮的光里。
他们在看着我。
他们在等我。
我朝他们飘过去。
我听到班长在喊：“满仓！这边！这边有馒头，没有土！”
我听到二牛在笑，笑声很大，鼻子一扇一扇的，像是驴打喷嚏。
我听到老赵在唱歌，软软的，绵绵的，是周璇的歌，是百乐门的歌，是上海的歌，是那个我没有去过的远方的歌。
我听到指导员说：“满仓，到了就好，不用想太多了。”
我笑了。
我说：“我不想了。我到了。”
我到了。
那道光把我接住了。
它像一只手，轻轻地托住了我，把我放在一个很软很软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炮弹，没有硝烟，没有泥土，没有血，没有泪。那个地方只有馒头，只有歌，只有一盏永远不会灭的灯。
那个地方有一面旗。
一面很大很大的旗，红底的，没有撕开的口子，没有硝烟的熏黑，没有尘土的覆盖。它很亮，很干净，在风中飘着，飘得很高很高，比天还高，比星星还高，比什么都高。
那面旗上写着很多名字。
那些名字我一个一个地看过去。
我看到了我的名字。
孙满仓。
河南人。十九岁。列兵。
它被写在旗子上，跟很多很多名字写在一起，密密麻麻的，像是一面由名字织成的旗。那些名字挨在一起，靠在一起，像是坐在一辆颠簸的马车上，彼此支撑着，不让对方倒下去。
炮弹再一次如雨点般落入阵地，激起一阵阵尘土。
但那是在很远很远的下面了。
在这上面，只有光。只有旗。只有那些名字。
还有一首歌。
软软的，绵绵的。
像河南老家的棉花糖。
像上海百乐门的灯光。
像过年时候的烟花。
像一个十九岁的列兵，在炮弹落下来的时候，想着晚饭的馒头会不会被尘土盖住。
炮弹落下时，我们在想，那边的馒头，应该没有尘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