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硕的生日与他爷爷的忌日是同一天，那是1980年的清秋，现如今只能回想起土路巷子照的浮上一层黄色的光斑，黄色的夕阳被逐渐染成橘红色，天边出现了一抹如火烧般的晚霞。他随意地踢动着几块石子，不时看向村子的方向，依然不见欢快跑来的身影，村子里很静，有些不同寻常。
一声响亮的突兀的挟着不安感炸响传来，随即，一个踉跄的身影跑来，他开始时以为是母亲或是父亲奔过来叫他回去吃饭，身影渐行渐近，呼喊声伴随着风声和羊粪味传入了他的耳中，他说：
“张硕，你爷爷死啦！”
他没听清，问远处的人：“你在说什么？”
那人将手当作喇叭，说：“我说，你爷爷死啦！”
从去年开始，张硕就很少见到他的爷爷。他们家住的小院子里被单开了一间，用来做爷爷的起居室。还记得去年，有一天张硕他爷爷拿着报纸，突然说不舒服，脸色发红，随即猛地吐出一口血来，被几个家人抬到了卧室去，之后张硕便很少见到他，只能看见那紧闭的房门与偶尔穿行的父亲和母亲。
天黑的出奇的快，张硕看到太阳飞一般的从山脊上滚落到山后去，山坡上一个土屋的阴影遮住了他的身体。张硕穿过尘土飞扬的水泥路，走上一段漫长的上坡，一些昆虫已经开始鸣叫，当他走过最后一级台阶时，两个足有一人高的、系着白色飘带的白色纸灯笼扎在张硕家门口，白灯笼下面的纸带转动，一行“一路走好”正随风飘动。几个张硕不认识的亲戚眼眶发红，正挤在房门边上，他们看见张硕，一股脑的拥过来，他在推挤与拉扯下被带到了灵前。
“哭。”张硕的父亲叫张建宏，他正盯着张硕，发红眼睛瞪的很大。“你爷爷死了，所以你得哭。”
之后不知道谁摁了张硕一下，他冲着灵磕了一个头，随后又是两下。张硕最后是被疼哭的。再往后，他只能模糊的忆起烧不完的纸钱，守不完的灵。他穿着白色麻布孝衣，如同被铁链捆了一般锁在棺材旁边。
好几天过去了，在他不知道随穿白色孝衣的人在村中走过多少次之后，棺材消失了，一切回归于平静，唯一的变化是张硕再也没办法见他爷爷了。从此以后，家里最靠西边的那个旧座位空了出来，他父亲张建宏坐了上去，张硕则坐上了他父亲原来的那个凳子。
爷爷去世了，许多住在家里小院子的亲戚也都搬走了，张硕家里是贫农，过去几年常来他们家拜访的公社社员也不见了。过了三个月，张硕发觉自己已经好久没开过荤，每天中午的粗粮饭变成了粗粮粥，蒸红薯变成了红薯皮。然而母亲皮肤却越来越红润，身材越来越饱满，脸上能微微看出些从前不常打扮的脂粉来。父亲仿佛意识到了什么，红着脸和母亲吵了一架。
“薛春芳！”伴随着一声大吼，一个旧瓷碗被扔到地上，摔得粉碎，张硕听到声响后连忙躲到屋子里去了。“你个势力眼，趋炎附势，贪财死封建的畜生，我他妈当初怎么就瞎了眼把你给娶回来了？”那天张硕第一次看到父亲打母亲，他看到父亲崩溃的向他母亲啊右脸挥出了一拳，晚上母亲脸上出现了一大块淤青。是夕阳时分，薛春芳与张建宏，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从此一句话也说不出。
后半夜，父亲房间里的哽咽声和酒瓶破碎声不断，他母亲则是一直在收拾东西，这是一个更难熬的夜晚。张硕更喜欢他母亲，因为母亲从没有打过他，还会给他做油渣莲花白，而父亲不会。
第二天清晨，张建宏烂泥一样倒在他床上，挨到中午，张硕只好出门去去朋友家蹭饭。
“对，我还没吃饭呢，阿姨。”张硕一边应付着他玩伴母亲的问话，一边啃着盘子里的野菜窝头。一句一句的问话把他整的不耐烦了，于是便开口将昨晚的事全部说了出来。听完这些他玩伴的母亲说，薛春芳好像改嫁村东头的一户人家了，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家比别的承包户多承包了十亩地。
“那可是十亩地啊。”他玩伴的母亲摇摇头，叹息道。
那天晚上，他莫名的想去拜访那户所谓的“有钱”人家。已是是冬季，一轮月亮在天空中高高地挂着，寒风在他身边吹着，他感到有些冷。那户人家的大门没有关，院子里也没有人或狗，张硕偷摸溜了进去，最后爬到了一扇窗户上。
隔着玻璃，他隐隐看见母亲正趴在一个男人身上，潮红的面色仿佛父亲发怒时的脸，他看清两人的舌头正缠在一起，听到母亲发出凄厉的呻吟。他轻敲了两下窗户，母亲和男人一并转过头，视线正好与他相交。男人吻了一下母亲，随后便要出门，却被母亲拦住了。之后他看到母亲骑在了男人的身上，仿佛即将被宰的年猪一般扭动起来。
在那之后父亲的眼里失了光，一个人本能的感受到自己应担负起当父亲的使命，他说，儿子，以后你妈不在，我给你做饭吃，想吃啥就跟爸说。张硕说，油渣莲花白。之后父亲不再说话。父亲生来是与厨房不合的，做出来的食物常常是焦糊或是断生的。有一天，他父亲在煮一锅杂菜的时候火开太大，烧穿了家里唯一的炒锅锅底，此后，张硕就只能吃父亲熬的稀粥。张硕因此痛恨他的父亲，之后他们相见时大多什么话都不说。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下去，张硕后来过了一次只有他和他父亲的生日。那年冬天是个暖冬，村子里积得薄雪就像敷衍的标志，不到两天就化干净了。开春很快，气候出奇的暖和，经历一个月沙尘飞扬的春天之后，酷暑便来了。村子绝收，张硕连粥都喝不上了。
张硕十二岁那年父亲带着他进了城，父亲说要让他去念书，去念了书便可以考上大学，考上了大学便可以找到工作，找到了工作就会有钱赚，有了钱就不会饿肚子。颠簸的火车上充斥着泡面味和臭脚丫子味，张硕环顾四周，最后视线停留在远方的渐远的村子，渐渐的，车窗外只剩下荒山。张硕想起了村中经常听到的，高扬的民歌，它也渐行渐远，变得模糊不清。
他只听他父亲发出了一声叹息，哪一谈他已经不知道听过多少遍了，他又见他父亲掏出一张纸，用笔在纸上写下。
我要离开了，离开这束缚着我的故土，可我并没有半点兴奋的情绪 。
现在，我在火车上，将要离开我的家乡，唯一可庆幸的是，我终于能短暂视得它的全貌，这又像人们分别时的所见的最后一面。
窗外是大片的田地，天空笼着一层灰白色。绿色的、刚返青的冬小麦正固执的扎在贫瘠的土地上，尽力的发出自己身上所有的绿色与生命，狂野的像野草般生长，它们正连成一大片一大片的绿色，在我的眼中闪动，连绵不绝，直到地平线上，与远方的，笼罩在蒙雾中的建筑模模糊糊的相融。
一个个的小土包立在田野中，那是坟包，与那充满生命力的小麦生与一体，它静悄悄的存在着，如星星般点点地落在土地上，偶尔能看见有人在烧纸，一个人孤独痛苦着的，几个人沉默着的，还有许多生着杂草，寂寞被遗忘着的，爬满荒草的荒坟。烧掉的纸中唯有纸屑与黑白的浊烟向上飞去，或许那是痛苦或纯粹的思念。我的家乡中总是如此，人死了不去烧掉，而是仍留在土地中，与庄稼一同腐朽，直到被遗忘，变成那种孤单的荒坟。于是，我们这里的人死了也不会离开，可我如今却要走了。
过了约摸一小时，田地还如先前窗外一般，可星点的坟消失了，规整的小麦地让人看着疲惫了，崭新的万物填满了我的视线，我已深知彻底离开了家乡的边际，于是我转过头，挪回视线，眼中乌云迷雾再现。
向北吗？请不要向北走了，北方只有越来越多的麦子地，越来越多的苦难和越来越多的寒冷。可尽管我变得有些不愿意逃离她。不去想了，我在噪杂的车厢中合上眼睛。
下一站，石家庄。
最后一句是火车正好响起的报站，也是他们的目的地。
他看着父亲的写下了那些文字，细细的读了好几遍，感觉心中那个令人厌恶的父亲的形象似乎动摇了一些。张硕的父亲看着他突然说：“我以前还学过文化呢，我那时候还想当作家。”
拖着沉重的行李，带着迷茫的身体，张硕走下火车站，他在火车站上看了一眼表，已经过去八九个小时了。前面是一片多云的耸立着工厂的城市，居民区很密，让人感觉脏脏的，如同铅笔留下的黑色痕迹。远处的山包虽有一些绿色，但却发灰，好似丢失的生命力一样。
他吸了口气，灰尘很多，让的他的鼻腔有些刺痛。
（二）
已经过完三伏天了，太阳仍狠狠的晒着，但雨不常下了，空气当中的湿气渐渐减弱，于是植物长的也慢了起来。
他父亲已经提前在城里租到了一个矮小的出租房，出租房比他老家的房子要小的多，里面很破旧，什么家具也没有，天花板和墙角已经出现了破损和黄色的斑点，一根自来水管突兀的从墙里伸出来，连着一根水龙头，底下放着一个水盆。张建宏很生气，小声骂了房东，抱怨着连家具，甚至连一张床都没有给他们准备。因此，来到石家庄的第一晚，张硕和他父亲是躺在充满难闻霉味的地板上睡的，地板很硬，让他早上起来感觉还不如不睡这一觉。
隔几天，他父亲几乎把毕生积蓄都拿了出来，说是毕生积蓄，其实就是近几年种麦子之后卖的钱。今年地里几乎没收上来麦子，他只能用前几年勉强剩下来的钱当做积蓄。这些钱维持不了多少日子。张建宏于是开始找工作，太阳没升上来就出门了，带着便当，中午也不回来吃饭，直到所有的人力市场都关门了，他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到家。
“我说我会开车，大货车也没有问题，他们说得出示驾照还有什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证明，好不容易翻出来驾照本，又说不符合要求。以前搁村里开车的时候可没这些规矩。”某天，他父亲一脸失望的从人力市场回来，如此对他说。他那次差点就找到工作了。
尽管如此，过了两天，他还是把证件都办齐了，又去考了一个货车驾驶证，开始做货车司机。
同时，张硕重新上了学，之前他在村里读过三年小学，正好是毕业那年，他跟着他父亲远走他乡了。入学那一天，就像他父亲所希望的那样，张硕把一堆新文具塞进笔袋里，背着空空的书包往校门口走去，他看着他儿子满脸期待的走进县立初中里面，身影走远，消失在教学楼里，他看不见他儿子的正脸，但他想，或许那双眼睛里会带着一点不安。
要做货车司机，半挂不好整，但他东拼西凑，又借了些钱，从亲戚家整他一辆二手的。但是钱真的不够用了，张建宏没办法把保险没上全，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就职的第一天，他满怀忐忑的走进了公司，但也有些期待，他突然觉得这有点像他儿子第一次走进县立中学那样。
秋末，北风从山口灌进来，裹着西山的煤粉，若此时向外望去，还能在灰蓝色天际中看到半颗残星。但那星星看起来很冷。
张建宏的脚先探下土炕，踩在冰凉的地上。他摸黑披上打补丁的劳动布褂子，动作放得极轻，怕惊着里屋的儿子。灶上放着昨晚剩的玉米糁粥，他摸黑掏出几根柴火，塞在灶里面点着，窗外的树上面停了几只鸟，开始叫，天快亮了。张建宏就着半块腌萝卜喝了半碗粥，粥刚从早上取下来，被风一刮，又变得凉凉的了。他在干粮袋里塞了四个玉米面窝头，走到门口，回头撩开布帘看了一眼——张硕侧着身蜷在被窝里，后脑勺对着他，呼吸匀净。他不忍心叫醒，拉开门闩，风“呼”地撞进来，紧了紧身上的衣服，木门在身后合上，发出一声沉钝的响。
同一刻，布帘后的张硕睁开了眼，这儿的床不如他老家的软，他有些睡不舒服。
他数着父亲的脚步声，从清晰到模糊，隐隐听见了重卡启动的声音，没了踪影。又默数十下呼吸，他才慢慢坐起来。被窝里的热气散得干净，他飞快套衣服：衣服是父亲从旧货市场淘的，有点大，他也起床，像他父亲那样温了剩下的粥，简单吃过后拎起书包向学校走去。
七点整，张建国攥住了解放CA10B的方向盘。
老车的引擎很差，张建宏打火了两三次车子的引擎才突突突地喘起来，黑烟从车尾卷出来，几片秋叶吹得在地上打旋。方向盘沉得像焊死了，没有助力，转个弯得胳膊上较劲。档杆上裹的黑胶布裂了好几道，没同步器，挂档得踩两脚离合，稍不留意就打齿，哐当一声响，震得手心发麻。这活是托了三层老乡才找上的，从矿上拉原煤到市电厂，一趟八块钱，队长说干得好月底能加两块。这份工作是他用两盒奇贵的烟换来的。张建宏想着这两盒烟，这是用好几亩地的麦子换来的。
车斗里的煤堆到冒尖，盖着脏帆布，压得车胎好像瘪了一块。他慢慢松离合，老车晃了晃，碾过冻硬的柏油路，裂纹里的碎石子咯噔咯噔响。路过县立中学的围墙时，他脚轻点刹车，往那边瞥了一眼。墙头光秃秃的，只有几丛枯蒿，看不见人影。他咬了咬后槽牙，踩下油门。
早读课的铃声在七点半准时响起，带着铁锈味。
张硕踩着铃声尾巴蹭进教室，没发出一点声响，他也不知自己怎么了，好像自从来到这里之后，就不爱说话了。张硕的座位在第三排靠墙角的座位，他弯腰往桌肚里摸——空的。昨天放进去的语文课本不见了。
他直起身，站在桌旁愣了两秒。前后排的几个男生埋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有人憋不住“嗤”了一声，又很快捂住嘴。张硕想要开口问，但他最后又慢慢坐下了，把双手塞进袖筒，下巴抵在冰凉的桌面上。桌面有一道长长的刀痕，刻着歪歪扭扭的“王”字。他顺着刀痕一点点摸，摸到第三道分叉的时候，班主任的手指敲在了讲台上。
“没带课本的，站起来。”
张硕没动。旁边的男生用胳膊肘撞了撞同桌，下巴往他这边扬了扬。
“老师，张硕没带。”
声音不大，刚好落进每个人耳朵里。
张硕慢慢站起来，头埋得很低，视线钉在鞋尖上。鞋尖磨破个小洞，露出里面的白布衬。老师的批评像风一样刮过去，他没听清具体的话，只听见周围细碎的笑声。
别人偷的，他小声说，但似乎没人听到。
正午的太阳白得刺眼，悬在天上。张建宏把车停在路边避风坡下，摸出干粮袋。玉米面窝头硬得像石头，他掰成小块，就着水壶里的凉水往肚里咽。旁边停着几辆同路的车，司机们蹲在一起抽旱烟，唠说这活不是人干的，还不如回老家种那几亩地。
几亩地，什么地啊，根本就没得种了，我家里人死的早，我一个人种，到累死种不出几分收成来。一个司机带着些无奈的语气抱怨着。我真怀念我们社之前那个拖拉机，可惜后来拆了卖废铁了，好端端的机子啊。
张建宏没凑过去，自己卷了一根旱烟，烟丝是他前几天路过集市的时候商家低价买给他的，点了两次才着。吸一口，呛得他直咳嗽，他仔细一看，里面掺着很多碎末和粗烟梗。怎么到这年头连卖假货的都有了？张建宏也忍不住啐了一口。
风卷着煤粉吹过来。他想起送张硕报到那天，班主任皱着眉说，这孩子怎么这么蔫。他当时陪着笑说，娃腼腆，认生。其实他心里清楚，以前在村里，这小子淘得没边，上树掏鸟下河摸鱼，满村都能听见他的喊声。来城里才多久，一天说的话超不过十句，问学校怎么样，就俩字：挺好。
他把烟屁股摁在脚底下碾灭，拍了拍身上的灰。得好好干，他想，等攒够了钱，先给娃做身新衣服，再买双解放鞋。
操场西北角的墙根下，张硕缩在那里啃窝头。
这里背风，能晒到巴掌大一块太阳。窝头硬，他咬一小口，嚼半天，嚼得腮帮子发酸。
上午大课间，后排几个男生抱着球跑过去，故意撞歪了他的桌子。墨水瓶翻了，蓝墨水泼在他袖子上，晕开一大片，像块淤青。那人回头扔下一句“对不起啊乡巴佬”，语气里全是笑，转身就跑了。张硕看着袖子上的蓝印子，没说话，把袖子往里挽了两圈，严严实实遮住。
乡巴佬，张硕想着，以前可从来没有人这么叫他。
远处篮球场上传来喊叫声，男生们跑着跳着，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张硕往墙根又缩了缩，把脸埋在膝盖上。只觉得不真实。以前在村里，他是孩子头，打麦场上疯到天黑都不回家，村里人都和和气气的，脸上都有红润的光。现在他连走路都贴着墙根，怕挡着别人的道，怕别人多看他一眼。
下午四点，山路的长下坡。
张建国踩刹车的时候，心里猛地一沉。踏板软塌塌的，力道松了。他慌忙踩第二脚，同时抢挂低档，方向盘紧紧的攥着，胳膊上的筋都绷起来了。半挂车拖着满车煤，慢悠悠往坡下滑，车轮碾着碎石子，发出刺耳的吱呀声。好不容易蹭到坡底停稳，他后背的汗已经把秋衣浸透了，凉飕飕贴在背上。
他跳下车检查，刹车皮磨得只剩薄薄一层，再晚一点就要出事。他蹲在车轮边，点了根烟，手止不住的颤抖。
回队里报修要扣工钱，弄不好还能把活丢了。他咬了咬牙，决定先凑合一趟，反正再开一会就到了。晚上自己想办法换。这活不能丢，他还欠做火车的路费，娃的学费，房租，全指着它。受点累算啥，只要娃能在城里住好。
下午最后一节自习，教室里静得能听见笔尖划纸的声音。
张硕趴在桌上写字，笔尖钝，写出来的字灰蒙蒙的。忽然，桌子从后面被狠狠踹了一脚。他手一抖，铅笔尖“啪”地断了，在本子上划了长长的一道黑印。
后面传来憋住的笑声。
张硕没回头。他把断了的铅笔头拔出来，换了一头，接着写。刚写两个字，后背又被人用笔尖戳了一下，力道不轻，疼得他缩了缩肩膀。
他还是没回头。
放学铃响的时候，教室里的人呼啦啦走光了，他才慢慢直起腰收拾东西。伸手去拿军绿书包的时候，指尖顿住——书包带被人用小刀割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里面的练习册露出来，边角被撕得皱巴巴的。
他把书包抱在怀里，贴着墙根走出教室。走廊里的风很大，吹得他眼睛发涩。他没哭。来城里之后，他一次都没哭过。他只是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会有人欺负他。
天擦黑的时候，风更大了，呜呜地刮着。
张硕坐在家门口的门槛上，抱着破书包，等父亲。巷子里的人家陆续亮起煤油灯，昏黄的光从窗户纸里透出来，在逐渐昏暗的天色里，他看到了街边墙上的海报，不知道被谁刮的干干净净，但上面好像还留着些印记，他盯着那块墙，有些出神。
远处传来卡车的引擎声，突突突由远及近。然后是沉重的脚步声，一步一步，踩在土路上，带着疲惫。张硕抬起头，看见父亲的身影从巷口走过来。背好像比早上更驼了点，肩上搭着帆布工具包，右手揣在兜里。
“放学了？”父亲的声音沙哑。
“嗯。”张硕站起来，把书包往身后藏了藏。
父亲掏出钥匙开门，煤油灯点亮的瞬间，昏黄的光填满了小小的土坯房。
“累了吧”父亲笑了笑，从包最里面摸出一个白面馒头，“队里食堂剩的，你吃。”
张硕接过馒头，攥在手里。他没说课本丢了，没说墨水洒了，也没说书包被割破了。父亲也没说刹车失灵的事，没说下午差点翻下山的事。
煤油灯的火苗被门缝钻进来的风吹得晃来晃去，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土墙上，瘦瘦长长的，像两截冬天的枯杨树枝。
“爹，感觉你最近瘦了好多”
“没有，我还好着呢”
夜里，风还在刮，拍着窗户纸哗哗响。
张硕躺在被窝里，睁着眼。隔壁传来父亲压抑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又很快被憋回去，怕吵着他。他伸手摸了摸枕头底下，指尖碰到一块冰凉坚硬的东西——是半块碎砖头。
他攥住那半块砖头，指节一点点收紧。窗外的风声呜呜咽咽的，像谁在低声哭，又像什么都没有。
黑暗里，他睁着眼睛，直到夜晚渗进屋子里。
（三）
霜降过后，天就黑的很早了。
张硕在周明远转来那天，已经很久没主动跟人说过话了。
十二月初，教室里的炉子烧着碎煤，烟味混着人呼出的白气。张硕坐在靠窗的位置，玻璃上结着一层薄冰，他用指甲抠着化开的一小块，看外面灰白的天。班主任领着一个男生进来，说转学生，叫周明远，从省城来的。
张硕没回头。他对转学生不感兴趣。转学生来了，过几天也会跟着别人笑他。
周明远被安排在张硕旁边。课桌很旧，中间的缝能塞进一根手指。周明远坐下来，轻声说：“你好。”张硕把椅子往墙边挪了挪，没搭话。
前两节课平安无事。周明远安静地听课，偶尔在笔记本上写字。他的字很清秀，不像张硕的，手冻得发僵，写出来的字像被风吹歪的柴火棍。
课间，刘卫东晃过来，一脚踢在张硕的椅子腿上：“张土，今天带什么好吃了？”张硕低下头，手伸进课桌里护住那个布包。里面有半块硬面饼，父亲昨晚出车前给他烙的。
刘卫东伸手就去抢。张硕死死攥着，指甲掐进面饼里。刘卫东骂了一句，正要上手，周明远站了起来，不疾不徐地说：“教务处陈主任让我告诉你，昨天下午的事，他在查。”
刘卫东的手停在半空，扭头看周明远：“你谁啊？”
“周明远。刚转来。”周明远推了推眼镜，语气平稳，“我不认识陈主任，但你要再动他，我可以现在就去认识一下。”
刘卫东脸色变了几变。教室里很安静，有几个人偷偷往这边看。刘卫东哼了一声，然后回到自己座位，把桌子拍得砰一声响。
张硕愣在那儿，手里还攥着那块被捏变形的面饼。他抬头看周明远，周明远已经坐下了，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安静地翻开，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你不怕他？”张硕小声问。这是他第一次主动开口。
周明远说：“怕。但有些事不能等着别人来管。”他翻了一页书，又说，“我从小身体不好，打不过谁，但能想别的办法。”
张硕没说话，低头看自己手里的面饼。饼上缺了一角，掉在地上。他弯腰去捡，周明远也弯下腰，帮他把那一角碎饼捡起来，放在课桌角上。这个动作太自然，张硕心里像被什么碰了一下。
那天放学，张硕往巷子走，周明远跟上来，说他也住那片，在巷口往里第三家。张硕问：“你家不是省城的吗？”周明远说：“我妈是县医院的医生，援医下来的，我爸在这边中学教过书，后来回省城了。我跟着我妈。”
张硕“哦”了一声。两人并排走了一段，谁也没说话。傍晚的风很硬，吹得人脸生疼。巷子窄，房檐上挂着将化未化的冰溜子。走到张硕家门口，周明远停住，说：“你明天还去学校吧？”
张硕说：“去。”
周明远点点头，转身走了。张硕站在门口，看着他瘦削的背影拐进第三家院门，忽然觉得心里没以前那么沉了。
周明远说“想别的办法”，原来是办了一份油印小报。
他用攒下的零花钱买了一筒蜡纸、一盒油墨和几十张白纸，又找班主任借了学校的油印机。他跟张硕说，想办一份班里自己的刊物，叫《春芽》。张硕说：“谁会写？”周明远说：“你啊。还有我。别的同学愿意写也欢迎。”
张硕说：“我不会写。”
“你还没试过。”周明远从书包里拿出一本《艾青诗选》，翻开一页，指着上面一首诗，“你读读这个。”
张硕接过来看：
“僵卧在冰河上的老树，也在做着春天的梦。”
他读了两遍，喉咙里像有什么东西堵着。他说：“这写的好啊。”
周明远看着他，认真地说：“所以你能写。因为你心里有这些东西。写出来，人会好受一点。”
张硕没有马上写。他借了周明远的书，晚上在煤炉边看。父亲没出车，坐在灯下补一条麻袋。张硕读了一首关于土地的诗，忽然说：“爸，我能不能要五毛钱？”
父亲抬头：“干什么？”
“买纸和笔。写点东西。”
父亲看了他一会儿，从棉袄内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票子，是五毛，递过来。张硕接过去，折成小方块，塞进铅笔盒里。
第二天张硕用那五毛钱买了一个硬面本子，浅黄色的封皮，上面印着一枝梅花。他在第一页写下自己的名字，又不知道写什么，盯着那页看了很久。最后他写：
“今天又下霜了。父亲的卡车回来很晚。”
然后是第二句：
“学校里的炉子总冒烟。我坐在窗边，看天一点一点变黑。”
写完之后，他觉得自己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就像冻了很久的河，裂开了一道细纹。
周明远看了，说好。张硕说：“这算什么好，又没写出什么。”周明远笑：“能写真实的东西，就是好。”他问张硕愿不愿意署个笔名，登在《春芽》上。张硕想了想，说：“叫‘霜河’吧。”
周明远说：“这名字好。有冷气，也有响动。”
《春芽》第一期印出来的时候，油墨味儿很大。张硕帮忙推油印滚子，手被油墨染得发黑，洗不掉。他把报纸发到同学们手里，有人看，有人笑。刘卫东瞟了一眼，揉成一团，往张硕身上扔：“什么玩意儿。”张硕没吭声，弯腰把纸团捡起来，摊平，折好，放进书包。那上面有他的笔名，有他写的第一首诗。他舍不得丢。
周明远说：“总有一天，他们会认真看的。”
张硕慢慢开始愿意说话了。不是很多，但会在路上跟周明远说几句。说今天班主任的课又拖堂了，说巷子口卖烤红薯的老头称总是不准，说父亲出车回来给他带了一块带油的棉纱，让他擦自行车用，可他们家没有自行车。周明远就笑，说：“你爸挺有意思。”张硕说：“他就那样，啥都想攒着。”
周明远爱看书，什么书都看。他有个帆布书包，里面总装着两三本。有诗集，有小说，还有一本《语文学习》杂志。他看完就借给张硕。张硕刚开始读得慢，常常要查字典。后来慢慢快了。他发现有些句子，读完心里会“咯噔”一下，像踩到一块活动的石头。他就在本子上抄下来。
有一次，周明远问他：“你之前为什么不跟人说话？”
张硕走了一段路才开口：“说了也没用。他们笑我说话土，笑我吃的东西，笑我衣服旧。”他停了停，“笑我爹开大车。”
周明远突然严肃起来说：“你爹开大车，那叫运输工人，正大光明。”他说得认真。
“嗯，正大光明。”张硕好像想起来了什么。
周明远一笑：“我爸以前教我，理不辩不明。”
“你爸是干什么的？”
周明远沉默了一下：“他以前在大学教文学，后来进监狱了。”
张硕没再问。他想起母亲，想起村里人说父亲“连个女人都留不住”，想起那些夜晚父亲坐在门槛上抽烟的背影。每个人家里都有事。
一九八〇年冬天格外冷。张硕放学去周明远家，帮他用蜡纸刻写第二期《春芽》的稿子。周明远家就他和母亲住，屋里生着炉子，桌上铺着干净的蓝格布。周明远的母亲是县医院的内科医生，常值夜班。张硕第一次去，她给张硕倒了一杯热水，说：“明远总提到你。”张硕端着杯子，有点局促，只说了一句“阿姨好”，就再没话。
周明远在刻蜡纸，张硕在旁边看。周明远说：“你也刻一张试试。”张硕说：“我字丑。”周明远说：“刻蜡纸要的是力道匀，字丑不丑是次要的。”他递给张硕一支铁笔。张硕不敢用力，笔尖在蜡纸上打滑。周明远从后面扶了一下他的手：“轻点，但要走稳。”张硕的手背被周明远的手指碰了一下，很凉。他低头刻了几个字，歪歪扭扭的，但能看清。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他刻的是这期《春芽》要选的艾青诗。刻到最后一句“深沉”，铁笔顿了一下。他想在村子里呆的最后一年，那时候村里秋收，父亲挑不动满担的高粱，没人帮忙，只能看着秋雨把这片好好的麦田泡烂。父亲坐在田埂上，没哭，只拿手捂着脸。张硕站在旁边，看见父亲指缝里渗出的泥水。
“你哭了？”周明远问。
张硕摇头，用袖子抹了一下眼睛：“油墨呛的。”
周明远没揭穿他，只递过一块手帕，灰格子的，洗得发软。张硕接过来，闻见一股淡淡的樟脑味。
第二期《春芽》出来，张硕比上次更高兴。他写的一篇短文登在副版，写的是父亲开夜车。他写：“驾驶室里很黑，只有仪表盘的光。父亲不说话，眼睛盯着路。路在前面，像一条永远扯不完的灰布。”周明远说：“这段好。很真。”
张硕把报纸带回家，给父亲看。父亲不识字，只摸着报纸上那个“霜河”的笔名，问：“这是你？”张硕说：“是。”父亲说：“这名字好。”他把报纸叠好，夹进炕头一沓旧报纸里。那里面都是他出车路上捡来的，用来糊墙。
张硕觉得，日子好像有了一点盼头。他说不上来什么，或许是父亲涨工资了，或许是自己有了个朋友。
十二月中旬，刘卫东带着两个外班的学生，把张硕堵在放学路上的旧城墙根下。张硕书包被抢去，里面的书散了一地。刘卫东踩在一本语文书上，说：“张土，听说你还会写诗？念几句给你爷爷听听。”
张硕不说话。刘卫东踢了他一脚，他往后退，后背撞在城墙的青砖上。他忽然想起周明远说的“不能等着别人来管”。他握紧了拳头。刘卫东又逼上来，张硕猛地推了他一把。刘卫东没提防，摔坐在地上。
两个外班学生要围过来，张硕弯腰捡起一块砖，举起来。他手抖得厉害，眼睛红红的，像一头被逼到墙角的兽。刘卫东爬起来，骂着要动手。
“住手。”
周明远跑过来，身后跟着班主任。刘卫东几个一见老师，溜了。班主任只说了句“放学都早点回家”，也走了。
张硕还举着那块砖，手指冻得发紫。周明远走过来，轻轻把他手里的砖拿下来，说：“没事了。”
张硕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靠着墙蹲下去。散落一地的书被风吹得翻页。周明远一本一本捡起来，拍干净。他扶张硕起来，说：“你刚才那一推，挺有劲。”张硕说：“我差点砸他。”周明远说：“没砸。你忍住了。”
张硕抬头看他，忽然说：“明远，我想离开这儿。”
周明远说：“去哪儿？”
张硕说：“不知道。北京。”
周明远笑：“北京也冷。”
张硕说：“冷不怕。”
张硕以为周明远会一直在他旁边，至少在县一中这三年里。但周明远告诉他，他可能待不到初中毕业。
“我妈在催，让我过了年就回北京。那边学校联系好了。”周明远说。那天是一九八二年一月二日，元旦刚过，学校放了一天假。两人在周明远家里，张硕帮他整理书箱。
张硕手里拿着一本《牛虻》，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才问：“非走不可？”
周明远点头：“我妈调回北京的手续也在办了。”
“那《春芽》怎么办？”
周明远说：“我走了，你接着办。”
张硕说：“我办不了。”
“你办得了。”周明远说，“你写的诗比我的好。”
张硕不说话了。书箱里有一摞信纸，周明远抽出一小沓递给他：“到北京给你写信。你也给我写，写到这个地址。我妈说单位会转。”
张硕接过来，信纸上没有格子，白得刺眼。他把纸卷成筒，塞进棉袄袖子里。窗外有小孩在放带响的鞭炮，断断续续地响。新年了，县城的街上卖猪肉和粉条，红纸黑字的对联摊子摆出来。可张硕心里发空。
一月五日，周明远跟他母亲坐长途汽车去省城，再从省城转火车去北京。张硕和父亲去送。周明远站在车站前，还穿着那件深蓝涤卡上衣，围着一条灰围巾。他往张硕手里塞了一包东西，用报纸包着。
“油印机和蜡纸我留给学校了。这些你拿着。”周明远说，“还有那本《艾青诗选》，送你了。”
张硕说：“我有。”他在自己书包里翻，翻出那本已经翻旧了的《艾青诗选》，举起来。
周明远笑了：“那本是我的，这本也是我的。你有的是借的，忘了还。”
张硕也笑，眼睛发酸。他说：“那我不还了。”
汽车发动，排气管喷出一股白烟。周明远上车前又回头，说：“张硕，继续写。你比我更了解土地。”
张硕站在站台上，看着汽车出站。父亲站在旁边，把棉帽摘下来，抓了抓逐渐斑白的头发，说：“你这同学，是块好材料。”
张硕没说话。他拆开那包报纸，里面是一盒油墨，一筒新蜡纸，还有一本崭新的硬面笔记本，蓝封皮。扉页上写着：
“给张硕：你的春天会来的。周明远，1981年1月5日。”
最底下还有一行小字：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张硕把笔记本贴紧胸口。风从站台那头灌过来，冷得人睁不开眼。他觉得自己没有哭，只是风太硬了。
一个月后，张硕收到第一封信。信封上贴着八分邮票，盖着北京的邮戳。信写得很短：
“到京了。学校很大，书很多。你那边怎么样？《春芽》还在出吗？等你回信。明远。”
张硕把信看了三遍，铺开信纸，又不知从何写起。他写：
“收到信，很高兴。父亲出车去了。县里下了大雪，巷口的井台冻住了。我很想你。”
写到最后一句，他停住了，想了想，又补了一句：
“春天什么时候来？张硕。”
他把信封好，在信封上工工整整写下北京的地址。地址很长，他写得很用力，像要把每个字都刻进纸里。第二天一早，他走到县邮局，花八分钱买了一张邮票，用舌头舔了舔背胶，贴上去，把信塞进绿色邮筒。
信落进筒底，发出一声轻响。
张硕站在邮局门口，看街上扫雪的人。天还是灰的，但东边有一小块亮了。他想，北京的信从这儿到那里，走铁路，过山，过河。他能等。
后来，周明远每个月都来信。有时长，写北京学校的琐事，写他新分的宿舍，写他去图书馆借书。张硕也回信，写县城的暮冬，写父亲的卡车换了新轮胎，写《春芽》又出了一期，写刘卫东不再惹他了。信写得越来越短，但每封都有。
张硕把那些信一封封按日期排好，夹在那本蓝封面的笔记本里。笔记本前面，是他写的诗。第一首，他写：
“河开了，冰在夜里响。那是我和北方的信，在途中。”
写完后，他轻轻念了一遍。窗外，巷口的柳树还没绿，但枝上有了米粒大的苞。
一九八二的春天，终究是要来了。
（三）
周明远走后，张硕放学开始一个人走。
他不再从学校直接回家。他绕路穿过南边老街，看铁匠铺门口停着的板车，看卖酱油醋的铺子里，木桶口浮着白醭，一毛钱一提子，从桶底带上来零星的蛆。
北方的春天是多沙尘的。有时候他站在街上，破旧的水泥路上拥挤着人群与自行车，远处黄天空与沙尘像一块昏黄的布笼罩着远处的山，他总觉得他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立在沙尘当中，很空阔。他呆呆的看着，然后幻想着书中看到了南国之春。春风又绿江南岸......
张硕的语文老师姓赵，五十来岁，头发灰白，念过私塾。赵老师看了张硕的作文，说：“你只会观察，写的太平淡了。”张硕把周明远留给他的一本《牛虻》和《艾青诗选》借给赵老师看。赵老师翻了翻，说：“这书现在县里买不到。你的同学有眼光。”后来赵老师从家里箱底翻出一本没了封皮的《普希金抒情诗集》，借给张硕。纸页发黄，边角被老鼠啃去一块，缺了《致大海》的最后几行。张硕抄在本子上，把空缺处留出来。他想，总有一天会知道那几行是什么。
日子过得快。张硕的个子蹿起来，到了秋天，棉袄袖子短了一截。父亲从运输公司领回一件劳保大衣，蓝布面，里头絮着羊毛，张硕穿着太大。父亲说：“大点好，明年还能穿。”张硕就把袖口挽起来。他上初三了，不再天天被刘卫东堵。刘卫东初二念完没考上高中，听说跟着亲戚去保定做生意了。张硕没再见过他。
他笔下的东西起了变化。他不再只写静物，他写人。他写巷口炸油条的女人，天不亮就支起摊子，头发上沾着面粉，像落了霜。他写粮站会计，戴一副断了腿用白线缠着的眼镜。他写一个要饭的老头，手里拿一个豁口搪瓷缸，前面放着一张纸，上头写着“遭灾”。张硕在他面前站过两次，投了五分钱。老头没抬头，只说：“好人。”张硕听见那两个字，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九八三年春，张硕写了第一首自己真正满意的诗。他把它寄给县文化馆办的文学小报。但等了足足有一个月后，一模一样的稿件被退了回来。
（四）
张硕升上高中，还是县一中。高中部在城北新校区，几排平房，操场是煤渣铺的。他住校，一周回家一次。赵老师仍教他们班语文，张硕成了他的课代表。
在城北，或者说，在县里的任何一处地方。街上的年轻人多了，穿花衬衫、喇叭裤，提着录音机在百货大楼门口放他没听过的歌。放学后他能看见总有人在黑暗里打架。张硕夜里从学校出来，看见过几次。他远远绕开。但他记得那些画面——路灯底下，几个半大小子围住一个麻袋，冲着那个袋子拳打脚踢，那个袋子时不时蠕动一下，似乎在证明里面的人还是活的。
他第一次近距离目睹，是一九八五年秋。那天下午，他在电影院后巷。三个喝过酒的青年拦住一个瘦瘦的中年人。两边在吵架，模模糊糊听出来是在催债。突然，三个青年动手，他看到一把小刀和两个斧头被掏了出来。
张硕站住了。他看见中年人跪在地上，一动不敢动，一把刀横插在脸上，没入额头上的一小块皮肤和鼻梁，血迹顺着那长长的刀口向外蔓延。有一个人把那男人的手摁在地上，然后掏出了斧子，擦了擦，张硕不敢再往下看了。
他转身就走，很快变成了跑，可是在奔跑中，他还是隐隐约约听到了惨叫，他告诉自己，一定是幻听。他急切的想要忘记这一切。
可那天晚上，他在灯下呆呆地坐着，想写点什么。可是什么都写不出来，只能想起那张模糊的，插着一把刀的脸。张硕想着这几年他看到的事情，想着想着，他想到了放学路上总会看到了一张破旧斑驳的海报，明明上面什么都看不见了，可他总想驻足。坐了很久，他脑子里只剩下了这个念头。
他感到一种无力。他想写的，不只是这样的血腥的白描。他想控诉，不是控诉有人行凶。他想说，凭什么还有人又在用几百年前的方法做这种催债的事？凭什么有人又在受苦，他肯定那个懦弱恐惧的中年男人是失业了，被骗着借上高利贷了，他从他父亲那里听到过不少案例，但那都是来了县城之后的事，他不记得他儿时有这般记忆与经历。他隐隐约约觉得他想写的像是一种很波澜壮阔的东西。但他写不出来。他恨自己什么都不懂。
张硕把这事写进了向周明远寄的信中。周明远的回信上之有三个字：“再等等。”
“等什么。”
（五）
夏末，张硕和父亲在县城南关的粮站排队买配给粮。人很多，队从粮站门口拐到街上。张建宏扛着一条空麻袋，张硕跟在后头。太阳毒，柏油路晒得发软，人的影子缩在脚边。
有人拍张建宏肩膀：“建宏哥？”
张建宏回头，愣了一会儿，才认出来：“德厚？长顺？”
是张硕母亲那边的亲戚。李德厚，张硕叫他表舅，五十多岁，瘦高，眼窝很深。他儿子李长顺，二十一二，膀宽腰圆，冲张硕笑：“小硕长这么高了，我都不敢认。”
当年张硕母亲病重，李德厚来帮过忙，套了驴车拉她去公社卫生院。后来张硕父母离婚，两家住得远，慢慢就淡了。
张建宏问：“你们来县里做啥？”
李德厚说：“家里那点地收成一年不如一年。长顺在县西头日化厂干活，我来帮着看料。”他看看张硕，又说，“早听说你们爷俩来县里了，也不知道门牌，没找着。”
张建宏说：“我们在北关租的屋。好找，电影院后面那条巷子。”
李长顺说：“那离日化厂不算远。表弟在哪个学校？”
张硕说：“一中。”
张建宏说：“真羡慕你，去日化厂了，干的还不错吧？”
李长顺摇了摇头笑着说：“够活而已，哪有那么多话。”
那天买完粮，李德厚非拉张建宏去他住的地方坐。是一间土坯房，租的，屋里黑，一张大炕，炕上有两套粗布铺盖。屋角码着几袋水泥，门外堆着砖。李德厚说：“比村里强，起码能挣上钱。”他煮了一锅绿豆汤，放了糖精，张硕喝了两碗。
从那天起，两家便有了走动，但都不算频繁。有时候张建宏不出车，就和他吃饭。李长顺性子直，说话大声，跟张硕截然相反。他管张硕叫“洋学生”，说：“你念书多，以后考大学，别跟我一样进工厂。”张硕不说话，只笑。
有一次，李长顺帮张建宏修好了屋门。那门合页松了，关了半个月，一推就倒。李长顺提着工具箱来，半个钟头弄妥。张建宏要给他钱，他不要，说：“表亲，给啥钱。”张建宏过意不去，去街上割了半斤猪头肉，两人喝了一瓶散白。李长顺喝了酒话多，说：“建宏叔，你在外面跑车不容易，以后家里有重活招呼我。”张建宏说：“你也不容易。你爹腰不好，别让他老干活了。”李长顺点头。
张硕注意到，表舅李德厚每次来，话都少。他蹲在门口抽旱烟，看天。张建宏有时也蹲在旁边，两个男人一支烟接一支烟，不怎么说话。张硕觉得，他们心里都有一块地，谁也不提，但谁也忘不了。
张硕的生活确实好了一些。父亲跑车的活稳定了，运输公司开始发奖金。张建宏不再顿顿让张硕吃高粱糊糊，隔几天买一回白面，蒸一锅馒头。张硕的裤子也不露脚脖子了。但他还是那个样子，走路低着头。
（六）
一九八五年冬，周明远主动来信了。
信是从北京寄的，信封上盖着一个大学宿舍区的邮戳。周明远在信里说，他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父亲出狱了，但身体不好，家也搬了，所以信断了很久。他写：
“我在未名湖边走的时候，突然想你。我到现在还记得你以前写东西的样子。北京下了很大的雪。你还在写吗？”
张硕把信反复看了几遍。那夜宿舍里冷，他缩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信纸。第二天，他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写一九八三年的《春芽》停刊了，写赵老师，写表哥和表舅，也写了那些乱像。他写：
“我不再问别人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只是不敢说。所以我还写。”
很快，周明远回信了。信写得更长，字还是那么清秀。周明远谈北京的秋天，谈他在图书馆读的书，谈他新认识的老师。最后一页，他忽然写道：
“张硕，你上次说，你不敢说。我也常常不敢。我父亲那几年受的罪，我写不出。可后来想，写不出也要写。哪怕只写一句。你现在每天写几句，很好。但我想问你一句，你怕不怕死？”
张硕对着那行字坐了很久。他回信：
“我怕。我爹出车，每次走我都怕他回不来。我看过死。那年冬天，一个老头死在邮局门口。他身上盖着半条草席，脚露在外头。我站在警察后头看了一眼。就像睡着了一样。没有什么人在意。于是我转身走了，没敢再看。我觉得他死得太轻了，像没有活过。”
信寄出去，他等了半个月。周明远回了：
“死太轻了，这不能怪他们，完全不怪他们。或许你应该有时候把它们写下来，让别人看到，感受到什么，他们的死就会重一些。”
两人通信密集起来。有时一周一封，有时两周封。张硕在信里第一次写到姥爷。写下葬那天，村里来了很多人，父亲没哭，只在坟前待了一下午。他写：“我那时候小，不懂。现在想，父亲不是不哭，是怕一哭就站不起来。”周明远回信说：“我父亲那年回来，我认不出他。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我夜里给他洗脚，洗着洗着就哭了。他拍我头，说，不洗了，不洗了。我们后来再没提过那晚。”
一九八五年冬至，张硕接到了一封信。
“我要去准备一件大事，可能不能再有时间给你写信了，回见。”
他抬起头，看见玻璃上结着霜花，像一张地图。北京在那个方向。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或许那里像周明远说的那样，真的很冷。
他想，等笔再重一点，也许他就能写出那些真正压在心里的话。
（七）
一九八六年开春，张硕搬家了。
从电影院后面那间窄巷深处的土坯房，搬到北关棉纺厂家属院对过的一处红砖平房。两间正屋，带着一个小院，院里有一棵老槐树，夏天能遮出半院子阴凉。父亲张建宏从运输公司多租了一间临街的旧仓库，堆些跑长途带回来的货。家里添了第一台电视机，黑白的，十四寸，金星牌。张硕每天下晚自习回来，能听见父亲屋里新闻联播的声音，还有天气预报里那些遥远城市的名字。
父亲更忙了。他升了车队小组长，管三辆大车。自己还跑最远的线。往南到河南，往北到张家口。车还是那辆解放，但驾驶室里添了个暖水壶，一个掉漆的铁壳暖瓶。张建宏把车擦得勤，轮胎上的泥都拿旧布抹掉。张硕有时候想，那辆车比他更像父亲的伴儿。
变化是从细微处来的。父亲开始有了一条好烟，不是散称的旱烟叶，是整盒的“大前门”，锁在驾驶室里。他开始回来得晚，偶尔不回来，托车队的人捎话，说跑外县，路远。张硕没多问。他在家煮挂面，卧一个鸡蛋，酱油兑着。他听见父亲半夜回来，轻手轻脚地进门，在院里咳嗽几声，往西屋去，不点灯。
有一个深秋的晚上，张硕起来解手，看见父亲在院里往棉袄夹层里塞东西。月亮不亮，他看不出是什么。父亲见他出来，说：“吵着你了。”张硕说：“没有。”父子俩在院里站了一会儿，槐树叶子落下来，落在父亲肩上。父亲说：“这树该扫了。”张硕说：“明天我扫。”然后两人各自回屋。张硕躺在床上，听见父亲翻了个身，像压着什么硬东西。
他想起去年冬天，父亲的车队超载被查过一次。车扣在县界检查站三天，父亲天天往那跑，给人递烟，说好话。后来罚了八十块钱，车才放回来。那阵子父亲嘴边长了一圈火泡，吃饭不敢碰热的。张硕给他倒水，他说：“没事，干这一行就这样。”再后来，父亲反而更勤了。有几次张硕看见他在仓库里给轮胎放气，然后再多装半吨。他装作没看见，端着洗脸水走过去，把水泼在槐树根上。
家里的钱是宽裕了。张硕有了第二双鞋，一双白运动鞋，只在重要场合穿。他每月有八块钱生活费，除了买饭票，还能去新华书店。他买不起大部头，就在书架前站半天，翻几页，记几句，放回去。营业员认得他，也不赶。有时候他买一本薄薄的，几毛钱的。书脊上的折痕发白，像被看过许多遍。
周明远的信断断续续。不是每月都有了，有时隔两三个月。张硕不催。周明远在信封背面用铅笔写着“勿复”或“忙过这阵回你”。张硕就把想说的话先写在本子上，等回信来了，再挑着写。他的本子越写越厚，压在枕头下，像一块没人知道的砖。
一九八六年除夕，信来了。不是邮递员送的，是邮局一个老师傅，快下班时绕路送来的。信很厚，信封鼓着。张硕在门口接了，手冻得发抖，不知道是冷还是急。他回到屋里，拨亮煤油灯。父亲在灶上炸带鱼，油烟味糊了一屋子。张硕撕开信，先看落款，再看日期，是腊月二十八写的。周明远说，北京那年冬天冷，湖上的冰能走人。说他在海淀一座楼里过除夕，窗外有学生在操场上放一种彩色的转珠。说他想去南方过冬，北京的暖气总让他流鼻血。
张硕一边看，一边笑。他把信看完，又从头看了一遍。父亲端着炸好的带鱼进来，说：“明远来信了？”张硕点头。父亲说：“那娃有心。回信别写太长，费邮票。”张硕说：“嗯。”他看见父亲手上沾着面糊和油，虎口被油花烫红了一小片。
父子俩守着十四寸的电视机，看春节联欢晚会。屋里暖和，带鱼的油香混着旱烟的苦味。张硕在本子上写：
“除夕。带鱼在锅里响。电视里的人在唱。我的信在枕头下。”
他没有写的是，他忽然觉得这个家不像从前了。从前穷，父亲不出车时会和他挤在一张炕上，说村里的事，说谁家的羊丢了，谁家的媳妇跑了。现在父亲出车回来，更多的时候是算账，是把一沓票子摊在灯下，一张一张地数。数完了，去锁进箱子。他不再问张硕的功课，不再问，你那小报还办不办。
张硕也不说。他把话写给周明远，写给本子。写给灯，写给风。写给南关老街上那棵被雷劈去一半的老柳树。
（八）
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来得迟。
往年这时候，北风早把杨树叶子撕扯干净了。今年不同。入了九月，天还暖着，早晚凉，晌午的日头照在人身上，像一件薄薄的旧衬衫。张硕从学校回来，看见院里的老槐树只黄了最顶上那一层，像一个人慢慢白了的头，不慌不忙的。
他放下书包，站在树下看了一会儿。光从叶子间漏下来，碎碎地铺在地上，风吹过，那些光斑就轻轻地晃。他忽然觉得，这个秋天和往年不一样。往年秋天是一下子砸下来的，带着霜，带着风，带着父亲车斗里那种铁锈的味道。今年秋天是一点一点渗进来的，像搪瓷缸里泡开的茶叶，慢慢地，把整个县城都浸透了。
他回屋拿了本子出来。新本子，深绿色的软皮封面，是上个月在新华书店买的。他翻到空白的一页，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写：
“槐树叶子黄得慢。风从南边来，像夏天还没走干净。”
这是这周他写的第十一段。张硕数过，从九月一号到今天，他写了二十几段。有些长，有些只有两行。他想写就写。有时走在路上，看见一个卖秋梨的小贩推着车从巷口过，梨堆得尖尖的，黄澄澄的，他就停下来看。看那小贩把手伸到梨堆底下，掏出最大最圆的一个，搁在秤盘上。看买梨的妇女用手帕包着钱，一角一角地数。他看够了，就走。回家后他写：
“梨比秋天先变黄。卖梨的人把手伸进梨堆深处，里面应该是暖和的。”
他给周明远写信，把这些段子抄进去。他抄了一段写白杨的：
“操场边上的白杨，叶子正面黄，背面白。风一过，整棵树像在翻页。我坐在树下，听它们哗啦哗啦地响，好像有很多话要说，又一句都不肯说清楚。”
周明远回信，信里没写字，只画了一棵白杨，树枝粗粗的，叶子很大，每一片都像一个人的手掌。画下面写了一行小字：“这就是我读到的声音。”张硕把那页信裁下来，夹在本子里。他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这个秋天开始有了回声。
县城边上有一条土路，通往下边的村子。路两旁栽着枣树。张硕现在周末常去那里走。他走得慢，不赶时间。路边有打枣的人，举着长竹竿，一下一下地敲。枣子落下来，红红的，滚在土里。几个小孩蹲在地上捡，捡到大的，就往嘴里塞。张硕站得远远地看。他不想走近。他怕自己一走近，这画面就散了。
张硕继续走，到了树底下，他也摘了几个枣。他把手插在兜里，摸那些枣。圆的，硬的，有一两颗被石子硌破了皮。他又在边上走。走到一处高坡上，他停住了。
坡下是大片的田地。庄稼已经收过，剩下一道道茬子，像梳子齿。天很高，蓝得不真切。几朵云从北边慢慢移过来，影子从田垄上滑过去，一块亮，一块暗。他看见极远处有一个人赶着驴车，从田的那头往这头走。车上的秸秆码得整整齐齐，像一座移动的小庙。那个人不着急。驴也不着急。他们慢慢地走，小得像两粒黑豆，从一块光里走进一块影里，又走出来。
他在高坡上坐了很久。直到太阳偏西，天边起了淡淡的红。他才站起来，把本子摊在膝盖上，写：
“秋天的地，收过就空了。可有一个人赶着驴车，从很远的地方走过来。他走得很慢，像要把这空了的地，一步步地填回去。”
那天晚上，张硕把枣洗了，晾在窗台上。父亲回来得早，看见了，说：“哪来的？”张硕说：“一棵枣树上的。”父亲拿起一颗，在袖子上蹭了蹭，放进嘴里嚼。他说：“这枣甜。我们老家院后头也有一棵枣树，你记不记得？”张硕说：“记不太清了。”父亲说：“你小，不记事。那棵树结枣多，你妈每年都晒干，蒸粘豆包。”张硕没说话。他看见父亲又拿起一颗枣，嚼得很慢，像要把什么咽下去。
父子俩坐在桌前吃晚饭。桌上有炖白菜、粉条，还有一小碗红烧肉。父亲现在晚上也能在家吃饭了，不像前几年，一顿饭常常只有张硕一个人。父亲说：“今天跑了一趟县东，拉了车水泥。回来路上看见有人卖烤鸡，给你买了半只。”张硕说：“你怎么不吃？”父亲说：“我吃了。在车上吃的。”张硕知道父亲没吃。那只烤鸡用油纸包着，还热。他掰了一个鸡腿放父亲碗里：“你尝尝。”父亲看了看，没推，拿起来咬了。张硕也掰了一块。鸡皮烤得酥，有股烟熏味。
屋里很静，只有两个人嚼东西的声音。窗外的槐树轻轻响着。张硕忽然觉得，这样的晚上很好。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又给父亲盛了一勺粉条。父亲说：“够了。”张硕还是盛了。
周六，父亲带着张硕去爬山，他们两个爬到山顶，顶上有一棵树叶子黄黄的，慢慢的落着，很好看。他父亲多突然说，等再赚一些钱，等哪年下大雪了，就回去。张硕没当真过。但最近他觉得，也许可以当真。他想象老家的院子。想象那六亩地。想象父亲养猪，自己写东西。他想不出太多细节，但他觉得老家的秋天比这里的还好。
他跟周明远在信里说：
“我想回老家。不是现在，是以后。我爸说等钱够了就回。我没问他多少钱算够。我觉得他也不是真需要一个数。他就是需要有个地方，能让他把工作停下来。”
周明远回信很快。信写得很短，但张硕每句都记得。周明远说：
“我这些天总做梦，梦见一个地方，不是北京，也不是南方。梦里有一条土路，路两边种着枣树。我知道那是你写给我的地方。”
张硕把信看完，坐在窗边。窗外正是黄昏，天边有橘红色的光。他想，或许明年秋天，他能写出更好的东西吧。
（九）
一九八九年一月底，周明远的信短了。他说：
“我可能要去一个地方。走之前，想见你。大年初三，我在保定火车站等你。”
张硕把信看了几遍。他认识那个地方，父亲跑车常经过。从县城到保定，坐汽车三个钟头。他跟父亲说，同学聚会，去保定。父亲没多问，从抽屉里拿了二十块钱给他，说：“过年了，买件衣服。别老穿校服。”张硕说：“我有衣服。”父亲把钱塞进他口袋，说：“拿着。”张硕没再推。
正月初三一早，张硕穿了那件灰色棉服，坐上开往保定的长途汽车。车在结了薄冰的土路上颠簸，窗玻璃上全是哈气。他用袖子擦出一块，看窗外，田野一片灰白，有雪斑，有裸露的土。车过一条河，河面封着，冰上几根枯黄的芦苇在风里抖。
保定火车站不大，灰砖房，门前有人跺着脚卖烤红薯。张硕下了车，一眼看见周明远站在候车室门口，穿着黑色呢子大衣，围一条咖啡色围巾，瘦了，高了，眼镜换了一副细金属框的。两人对视一眼，都笑了。周明远走过来，拍了拍张硕的胳膊：“结实了。”张硕说：“你更瘦了。”周明远说：“总长不胖。”
他们在站前一家面馆吃了午饭。面馆很冷，汤面端上来冒着白气。周明远要了一盘酱牛肉，推到张硕面前。张硕说：“北京怎么样？”周明远说：“大。大到有时候想不起自己在哪儿。”张硕笑：“你以前不是说，北京有地铁，有很高的楼。”周明远也笑，说：“现在觉得，北京最大的东西，是人心里想的事。”
饭后，他们沿着站前街走。周明远说，他毕业后想去南方，去一个能看见海的地方。说北京的太挤了，他想做点别的事。张硕问他：“写东西？”周明远摇头：“写东西只是一部分。我想让更多人的日子有劲一点。”张硕没说话。他不懂周明远说的“有劲”是什么意思，但他能闻出来，周明远身上有一种他之前没闻到的烟味，还有一股药油的味道，像熬过许多夜。
走到城墙遗址旁，风大起来。周明远站住，从大衣内袋里拿出一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一个红色的软皮本，周明远说：“这是以前我买到了本子，一直没舍得用，现在也用不上了，你不是喜欢写东西吗？送你了。”成熟的手迟疑了一会，接了过来。周明远看着他，又说：“张硕，你信不信，人可以为了心里的那点东西，连命都不要。”张硕说：“我信。”周明远笑了，笑得眼睛发亮：“那就好。那就没白认识一场。”张硕也笑。
傍晚，张硕坐车回了县城。父亲做好了一锅炖菜，锅底是白菜和粉条，上头铺着几片午餐肉。父亲说：“保定冷吧？”张硕说：“冷。吃了碗面。”父亲说：“同学都对你好吧？”张硕说：“好。”他嚼着白菜，嘴里发甜。那个小本还在他兜里揣着，很充实。
（十）
一九八九年春天，张硕开始数着信过日子。
周明远说，他去了南方一趟。信上的地址换成了广东。后来地址又变了，变成了一个张硕念不熟的城。张硕照例写信，把本子上攒的话抄进去。他写了三封，没回。他想，南方路远，信走得慢。又等。邮递员每天下午三点经过，他听见自行车铃响，就抬头。父亲说：“你等谁的信？”张硕说：“一个同学。”父亲没再问。
四月过去。五月过去。六月的头一个星期五，学校组织去烈士陵园扫墓。回来时，一辆大卡车停在巷口，父亲正和两个穿灰衣服的人站在院里说话。张硕停住脚步。父亲看见他，挥手：“回来啦。”那两个人回头看他。张硕说：“我去王平家问个题。”转身走了。他在南关老街上走了一个下午，天很热，沥青路发黏。他走累了，坐在邮局门前的台阶上。没有卖花生米的老头了。台阶空着，像少了一块。
后来他回家，父亲一个人坐在堂屋里，没开灯。张硕说：“爸。”父亲说：“你过来。”张硕过去坐下。父亲的手在膝盖上搓了搓，说：“你那个同学，周明远，没了。”张硕看着他。父亲说：“车撞的。在北京。刚收到的信。”张硕说：“谁的信？”父亲说：“他母亲托人打来的，打到运输公司传达室。”张硕“哦”了一声。他站起来，往自己屋走。走到门口，他回头说：“我写会儿作业。”把门关上了。
屋里很暗。他坐在床边，没开灯。过了一会儿，他弯腰，把枕头底下的蓝封皮笔记本抽出来。本子鼓着，里面夹满信。他打开，一股淡淡的油墨味散出来。最上面一封是周明远三月里写的，字很潦草：
“你寄来的诗读了。我在很远的地方，这里有山，也有海。我想起你写的土岗和白杨。总有一天，我会回去看。”他抬手想拿一个信封，突然想起刚刚父亲说的话，谁死了？
张硕把信合上，塞回本子里。他伸手去拿桌上那支铅笔，笔杆上的牙印已经磨得发亮。他想哭，又哭不出来。他用力攥着铅笔。忽然，铅笔“啪”地断了。断成两截。他看着那两截断笔，胸口像被谁捣了一拳。他把它们并在一起，放在膝盖上，很轻地喘气。外面有人吆喝卖冰棍，声音拉得老长：“小豆冰棍，五分一根。”那声音穿过窗户，像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十一）
那年八月，李长顺来了。
他瘦了很多，肩膀仍宽，但穿着件看不出颜色的短袖，胳膊上勒着一道红印。他在门口喊：“表弟，在家不？”张硕出来，看见他推着一辆二八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两个蛇皮袋。他说：“哥，进来。”李长顺把车支在槐树下，从车把上摘下一个网兜，装着几个梨。他进屋喝了一碗水，说：“厂子完了。”张硕问：“怎么说？”李长顺说：“被南边的外资厂挤垮了。三个月没发工资，机器都抵了。”他用手掌抹了一下嘴，苦笑：“我跟爹商量好了，去广东，投奔一个远房亲戚。那边有电子厂，先干着。”
张硕听出，这消息不是突然来的。他问：“什么时候走？”李长顺说：“后天。爹先跟我过去，东西收拾好了。”张硕说不出话。李长顺拍拍他的肩：“小硕，你好好考大学。哥没文化，这辈子就这命。”他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票子，塞给张硕：“这是我走之前的一点心意。你买点书。”张硕不要，李长顺脸一沉：“拿着。当我借你的，你以后发达了还我。”张硕接过来，钱带着汗，软塌塌的。
那天下午，张硕送李长顺到巷口。槐花落了一地，白花花的，被鞋底碾出青色的汁。李长顺骑上车，回头喊：“别出来啦。回吧。”张硕站在巷口，一直看他骑远。后座上的蛇皮袋晃着，像两个空着的肩膀。
九月中，父亲病了。他晚上回来，坐在门槛上喘，说胸口闷。张硕要扶他去医院，父亲摆手：“老毛病，歇歇就好。”他从口袋里摸出几片药，是白色的，没有包装。张硕说：“你哪儿来的药？”父亲说：“县医院开的。没事。”张硕没信。他站在父亲身后，看他弓着背坐在那儿，肩膀一耸一耸地喘，像压着几十年的风。
冬天来得早。十一月中旬，一场雪下来，县城白成一片。张硕那天在学校上晚自习，忽然心慌，笔掉在地上。他捡起来，又掉。他跟老师请了假，骑着自行车往家赶。车轮在雪地上打滑，冷风灌进领口。他推开院门时，看见父亲的解放鞋摆在门口，鞋带是松的。灶上煮着一锅白菜汤，已经滚干了，锅底有焦味。
父亲趴在西屋的桌上上，一只手抓着桌布，一只手按着胸口。张硕蹲下去扶他，叫“爸”。父亲眼睛半睁，没有反应。张硕跑出去砸邻居家门，喊人。后来来了救护车，蓝灯在雪夜里转。县医院急诊室里，医生忙了一阵，出来说：“大面积心梗。人已经走了。”
张硕站在走廊里，看着护士拿白布盖住父亲的脸。父亲的脚露在外面，一只脚上还穿着灰色的旧袜子，后跟有个洞。张硕记得，那个洞是去年冬天父亲自己补过的，针脚很乱。他看了很久，直到护士把布拉下来。
火化那天，李德厚从南方赶了回来。他头发白了许多，在殡仪馆门口拉住张硕的胳膊，叫了一声“小硕”，便说不出话了。张硕扶着他，说：“表舅，我没事。”
骨灰出来时，装在一个深褐色的木盒里。张硕抱着它，不重。他想起父亲说过，想回老家，想赎那六亩地，想盖三间大瓦房，想起一年前的那个承诺。现在都轻了。轻得能抱在怀里。
办完后事，李德厚又走了。临走时他问张硕：“跟舅去南方吧？”张硕摇头。李德厚叹了口气，说：“那你有事，给长顺写信。”张硕点头。
张硕一个人回到红砖平房。院里的老槐树落尽了叶子，枝杈黑黑地戳着天。他推开父亲屋门，屋里还有旱烟味。炕上一条褥子卷着，露出下面压着的旧报纸。他一张一张抽出来。有他当年登诗的报纸，有父亲不认得字却收着的纸片，还有一张撕下来的人民日报，角落里用铅笔写着：北京。他想起很久以前，那个从北京来的男孩曾在这里见过他。
张硕把报纸放回去，把父亲的枕头摆好。他走进自己屋，坐在桌前。那本蓝封皮笔记本还在，夹着的信鼓鼓的。断了的铅笔躺在上面，两截，像两只没有合拢的手。窗外风声很响，像有什么人在很远的地方说话。
他突然觉得很害怕，狭小的屋子里面，变得空荡无比。
张硕的父亲曾经说过，等下大雪了，大雪纷飞的时候，咱们就回家。如今过去三个月了，河北的雪来的出奇的早，也出奇的大。
但张硕的父亲已经死了，没人带他回去了。他终于发现了这件事，无论如何，他的父亲也不能带他回去了。
在那个他以为一切希望都会回来的，那个令人迷恋的秋天里，天很高很高，像是没有尽头一样，云彩淡淡的像一层薄纱。明快的秋雨洗去了夏日的燥热，当第一片落叶落在树脚下时，他在信里问周明远生和死的事情。那时候他想就算他死了，也要像枯叶般落叶归根。
他想起来了。从县城到老家，只用了几个小时的车程，于是他抱起他父亲的骨灰盒，向门外走去。他想回家了，他起码想带着他父亲回家。
大雪纷纷扬扬，下的很密。白色的痛苦覆盖住了坚硬的黄土地。远处，工厂与建筑所飘起的黑色烟雾，仿佛铅笔灰一样杂乱无章的，潦草的在这幅纯白的雪景上涂画。张硕出门走了两步，感到寸步难行。雪花落上了他的头发，他的身体，他的脚踝处感到一阵的冰冷，张硕突然明白，从县城到他老家隔着的是他在无法再回去的距离，因为那个老家已经没有了童年的夕阳，没有了成片的绿阴，没有了金灿灿的夏天，他的人生只有那一个夏天。他明白他回不去了，于是他站在雪中抱着他父亲，不知道该去哪里。
雪下的更大了，他突然觉得有点累。眼前所见的一切都在被雪吞噬，他渐渐看不清远方的城市了，眼前惟余一片灰白色。脸颊感受着迎面而来的刺痛他的寒风，他突然想去死了，他想冻死在这片白茫茫的天地之中，于是他把骨灰盒放在地下，在大雪当中张开双臂，想让自己如同一片秋叶般飞向远方，可他最后还是失败了，因为他发现父亲给他做的棉衣竟格外的厚实。
重新拾起那个骨灰盒，张硕明白了，他还不能死，可他已经找不到任何活下去的理由了，于是在这越来越冷的雪天中，在这越来越模糊的世界里，他的眼睛在一点点结冰。张硕小声的带着哭腔的问说，我该怎么办？可除了呼啸的北风所带来的叹息以外，没有人能回答他了。
（十二）
张硕是那年九月退的学。
学费涨了，住宿费也涨了。父亲走后的第一个秋天，张硕把家里的账算了一遍。算盘珠子拨到底，差得不算多，但就是没有。他坐在堂屋里，看着父亲留下的那台金星牌电视机，心想，卖了它，也撑不了几个月。何况他不想卖。那电视机里还有父亲爱看的天气预报。
他去学校办了手续。赵老师问他：“不再想想办法？”张硕说：“我想了。”赵老师看了他好一会儿，从抽屉里摸出一个信封，说：“这月的工资，你先拿着。”张硕没接。他给赵老师鞠了一躬，说：“谢谢您。”然后转身出了办公室。那天操场上的白杨还没有黄透，风一吹，哗啦啦地响，像在翻一本书。张硕没有回头。
他去找活干。先是在城南煤站卸煤，一天一块六，管一顿饭。后来去搬运站扛麻袋，水泥、粮食、化肥，什么都扛。他的肩膀先红后肿，再后来起了一层薄茧。晚上回到红砖平房，他把自己摔在床上，连灯都不开。夜里，他听见解放牌大车驶过街道声音，好像小时候父亲那辆一样。
他不再写东西了。
那本蓝封皮笔记本，连带周明远的信，被他放进一个纸箱，推进床底最深处。有一天晚上，他爬进去找一双旧棉鞋，手指碰到纸箱，停住了。他把它拉出来，吹掉上面的灰。他打开本子，就着窗外的月光看。字还是那些字，白杨还在，枣还甜。他看了两行，忽然发现上面多了一些他不知道怎么出现的指印。他辨认了半天，想不起自己什么时候翻过。也许从来没有翻过。也许只是灰。他把本子合上，又推进床底。
此后，他再也没碰过。
1991年秋，那时候还没下雪，但他想回去了。或许是煤站拖了他太久的工资，或许是土房的房顶已经开始漏水，但没人帮他修，他也不会，也没有钱。
他辞了搬运站的活。工头说：“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张硕说：“回老家。”工头笑了：“现在谁还回老家？”张硕没笑。他还是没领到工钱。回到红砖平房，把父亲的一件旧棉袄叠好，放进麻袋。又把那本蓝封皮笔记本从床底拿了出来。上面有一层老鼠咬过的痕迹。他打开看，还好，本子没事。信也在。他把它们装进去。从床头拿了5块钱，去买了张火车票。
三个小时，但这次只有他自己，和窗户边上孤独的麦子地。
张硕站在村口，风从背后推他，像一只认出了他的手。他慢慢走进去。房子还在，有的塌了，有的没塌。他家的老屋塌了。屋顶陷下去一块，墙裂了缝，门板被人摘走了，剩下一个黑乎乎的门洞。他站住。他想，父亲说要盖三间大瓦房。他走进院里。草长得比人高，枣树没了，不知道是死了还是被人砍了。他找那口井，井台还在，井口用一块石板盖着，石板上落了厚厚的灰。他用袖子擦开，石板上刻着一个“张”字。
张硕蹲下来，摸着那个字。那是父亲刻的。他很确定。父亲不识字，但这个字他会写。他忽然想起父亲说过，这口井是爷爷打的。当时挖了七天，第七天出水，爷爷把父亲举起来，说：“咱家以后渴不着了。”现在井被盖上了。张硕没有去掀。
他站起来，在院子里走了一圈。每一脚都踩在草里，软软的，像踩着一个不肯醒的梦。他走到堂屋门口，往里面看。屋里的墙皮掉光了，地上有老鼠跑过的痕迹。靠墙角的地方，有一截烧焦的木头。他想不起来那是什么。也许是姥爷以前坐过的那把椅子。
他退出来，在门槛上坐下。门槛还在，半埋在土里。他把袋子放在旁边，从里面拿出蓝封皮笔记本。本子受过了潮，有些软。他翻到最后一页。那里空着。他带了笔，却找不到。他在口袋里摸，摸到那两截断铅笔。他把它们拿出来，并在一起。两截笔对不齐了，断口已经磨圆。
风从堂屋里钻出来，带着陈年的灰土味。张硕抬起头，看见院墙上停着一只麻雀。它跳了两下，歪着头看他。他也看它。看了很久，他忽然开口说：“都没了。”
麻雀飞了。
张硕低下头。他翻开本子，一页一页地读。他读到白杨，读到枣，读到父亲的大车碾过结冰的路。读到周明远画的白杨，叶子大大的，像手掌。读到那句“春天会来的”。他的眼泪终于掉下来。啪的一声，落在纸上，洇开一个深色的圆。接着第二滴，第三滴。他没有擦。他任它们落在那些字上，把“白杨”打湿，把“秋天”打湿，把“北京”也打湿。
他一直读到最后一页。那页空白，被泪水打得发皱。他合上本子，抱在怀里，像抱着父亲最后剩下的那点热。他嘴里喃喃着一句话，低得只有他自己能听见：
“爸，我回来了。”
风把他的话接过去，带到空荡荡的院子里。没有人听见。
张硕坐了很久。太阳从西边沉下去，把老屋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最后看了一眼那口被石板盖住的井，那截烧焦的木头，那满院的荒草。他慢慢地站起来，腿麻了。他知道自己不该留下来。这里已经不是他的家了。可天大地大，他也不知道哪儿还是。
他在院子里面挖了一个小坑，把那断掉的铅笔，蓝皮本，还有信埋在了土里。于是，礁石袭来，把他撞碎成满天泡沫。
他走出村口时，身后传来一声很轻的响动，像是谁家的风门被风推了一下。他不敢回头。他怕回头看见意气风发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