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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管理部的莫比乌斯环标志
1954年深秋，那时我二十四岁，刚从基金会中国分部的档案室调出来，手里捏着一份调令，上面只有坐标，报到时间和一个像莫比乌斯环一样的标志。没有部门名称，没有任务说明，连上级的签名都只有一个缩写。火车从北京出发，经满洲里出境，在西伯利亚铁路上晃了整整四天。窗外的白桦林从金黄变成枯黑，最后被无边的积雪取代。车厢里烧着煤炉，但冷风还是从窗缝里钻进来，我把基金会发的棉大衣裹紧，缩在座位角落里，把调令翻来覆去地看。
来接我的人是个留着大胡子的苏联人。他靠在半履带车旁边抽烟，军大衣领子竖得高高的，帽檐压得很低，只露出一双灰蓝色的眼睛。他看到我从车厢里跳下来，没有表情，只是把烟头扔进雪地里，用靴尖碾灭了。
“我叫瓦西里。”他自己报了名字，然后提起我的行李扔进车斗。路上他只跟我说了二句话：“到了”“下车”，目的地是一扇嵌在山体里的铁门，漆成白色，和周围的雪地几乎融为一体。这扇门在任何一张地图上都不存在，甚至连基金会的站点名录里都找不到它。瓦西里把车停进山体侧面的一个隐蔽车位，熄了火，从车斗里拎出我的行李，扛在肩上，冲铁门的方向努了努下巴。我跟在他后面，踩着没过膝盖的积雪走过去。雪从我的靴口灌进去，袜子很快就湿透了，冰凉的触感从脚踝一直爬到小腿肚。
他拉开铁门上的一个小窗，转动了里面一个隐藏在内部的密码盘。铁门发出一声沉闷的嗡鸣，向侧面滑开了。一股暖烘烘的、带着铁锈味的气流扑面而来。瓦西里领我穿过三道气密门，每一道门都在他身后缓缓关闭，发出厚重而沉闷的金属咬合声。走廊被荧光灯照得惨白，灯管有几根有许短路，发出细细的嗡声。走廊两侧的墙壁是裸露的水泥，没有粉刷，上面用油漆漆着那个莫比乌斯环一样的标志。某些管道从天花板走得很低，瓦西里经过的时候习惯性地低了低头，我跟在后面也学着他的样子弯下腰。空气里有一股机油、香烟、旧纸张混在一起的味道，还有某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像是存放了很久的土豆开始发芽时的气味。
他推开一扇标着“会议室”的门。里面有三个人，围着一张铁桌子坐着。桌上摊着几张地图，一本翻烂了的俄语小说，书脊已经开裂，用透明胶带勉强粘着，还有一只搪瓷烟灰缸，烟头堆成了小山。后来我认识了他们：埃里希，一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德国人，桌上永远放着一杯不加糖的黑咖啡；让-皮埃尔，一个法国人，说话时手势比语言还多；还有艾莉诺，英国人，五十多岁，头发已经灰白，手指总是被烟熏得发黄。算上瓦西里和我，一共五个人，这就是叙事管理部的全部编制。
“坐。”艾莉诺指着角落里一把折叠椅。那把椅子的坐垫已经磨出了海绵，椅脚上缠着一截锈铁丝，大概是被修过。“你是新来的档案管理员。你的工作是记录归档，今天没什么需要你干的，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熟悉一下各个地方，免得关键时刻跑错了地方”
那天晚上，我躺在分配给自己的小隔间里。房间大约四平方米，一张铁架床、一张折叠桌、一把椅子、一个铁皮柜子。墙上的暖气管摸上去是温的，但房间里的温度大概也就十来度。被子上一股樟脑丸的味道。天花板上的荧光灯关不掉，开关坏了。瓦西里只是告诉我明天修，然后留给我一块从旧床单上扯下来的布，让我盖在眼睛上睡觉。我躺了很久，听着暖气管里断断续续的水流声，听着门外传来的低沉的机械嗡鸣，开始认真思考我到底闯进了什么地方。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吵醒的，整个走廊都在跟着震，我以为出了什么巨大故障，拖鞋都没穿就慌慌张张的跑了出去，却只看到瓦西里靠在走廊墙上，端着搪瓷杯，慢悠悠地喝着一杯红茶。“咖啡机。”他指着走廊尽头，用一种介绍危险武器的语调说了这个词。
那是埃里希从慕尼黑带过来的德国军用咖啡机。外壳上国防军的鹰徽已经被刮掉了一半，机器正往外喷一股白色蒸汽，把半条走廊都笼罩在雾气里。埃里希穿着整整齐齐的衬衫站在机器前，手里拿着一个缸子，等着第一杯出杯。
我逐渐习惯了这种被蒸汽笼罩的早晨。埃里希总是第一个接，加两块方糖，从来不等糖化开就开始喝。让-皮埃尔第二个，只喝黑咖啡，他对着杯口深吸一口气，说道“patrie……”
喝完咖啡，我们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在站点最深处的机房里，有一台我也叫不上名字的机器。没人告诉过我这台机器的正式名称是什么，也许它根本就没有名字。它占据了整整一面墙，外壳是暗灰色的金属，上面密布着成排的指示灯和拨动开关，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这台机器每天会吐出成堆的穿孔纸带。纸带从它的输出口里源源不断地涌出来，还带着机身内部的余温，落进下面的金属收集篮里。纸带上打满了密密麻麻的孔洞，那些孔洞按照某种我始终无法理解的规律排列着，我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纸带按日期裁开，归档，然后交给埃里希做进一步分析。这项工作确实枯燥但也还算得上轻松。至于这台机器到底在做什么的，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勉强弄明白一个大概，它能扫描历史，并不是指简单的阅读历史文献，而是扫描一种更深层的叫做“叙事”的东西，从这种扫描里提取出来的数据，经过分析，可以让我们知道很多东西。然而，它还有一个作用，能对叙事进行有限度的修改，埃里希管它叫“叙事重构”。
上午十点，站点里会播放一段音乐。这是让-皮埃尔的主意。他从法国带来了一台手摇式留声机和一箱黑胶唱片。每天十点整，走廊里会准时响起一段旋律，有时是巴赫的大提琴组曲，有时是法国香颂，有时是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民谣。还记得有一天播的是肖邦的《离别练习曲》。让-皮埃尔站在扬声器下面，闭着眼睛，手指随着旋律在空中缓缓摆动。瓦西里从走廊另一端走过来，端着他的搪瓷杯，里面照例是加了三块糖的红茶。他在让-皮埃尔身边停下来，安静地听了两分钟，然后用俄语说了一句话。我没听清他说的什么，但让-皮埃尔睁开眼，用法语回了一句。两个人互相都听不懂，但似乎都明白了对方的意思。艾莉诺从办公室里探出头来，手里夹着烟，什么也没说，靠着门框听完了一整首曲子。
我本身以为这样的日子会永远过下去，直到那个秋天的到来。
那是1960年的十月，西伯利亚已经进入了漫长的冬季，地表温度降到了零下三十度。站里的供暖系统又坏了，瓦西里修了三个小时才让暖气重新运转起来。我正裹着棉大衣，整理着那机器打出的最新一批数据，让-皮埃尔突然从走廊里冲进来，声音尖得刺耳：“所有人看屏幕。现在。”埃里希已经把投影仪打开了。屏幕上是一条波动的曲线，正在以我从没见过的速度和幅度向下坠落。曲线旁边的数字不断刷新，每一次跳动都让房间里的空气更沉重一分。“这是什么情况？”瓦西里的声音压得很低。埃里希站到屏幕前，盯着那些数字看了很久。他转过身来的时候，脸色比外面的雪地还要白。“按照现在的历史路径推演，古巴导弹危机有百分之九十的概率演变为全面热核战争。后续推演显示，即使这次危机被化解，冷战也将在六十年内至少触发三次灭绝级事件。概率是叠加的，不是替代的。”所有人都沉默了。
接下来的那一个星期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感到最漫长的日子。让-皮埃尔和埃里希把自己锁在机房里，几乎不吃不睡。让-皮埃尔的唱片停了整整一周，没有人去摇留声机。瓦西里搬了一张行军床到机房门口，困了就躺一会儿，醒来继续给那台机器更换过热烧毁的电子管。艾莉诺每天至少要抽四包烟，桌上堆满了写满计算公式的稿纸。有一天我给她送咖啡的时候，她已经趴在一堆稿纸上睡着了，手掌底下压着一张便签，上面草草的写着：“该死的核战争！为什么所有结果都通向核战争！”我把咖啡放在她桌角，没有叫醒她。
最终埃里希提出了一个方案：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历史叙事重构，把历史走向从同盟国胜利改写为轴心国赢得二战。这样一来，冷战这个人类灭绝的温床将不复存在。
“你疯了？！”让-皮埃尔坐在会议桌另一端，手指在自己的咖啡杯边沿划着圈，“你知道这会造成多大的连锁反应吗？”
“我知道。”埃里希的声音很平静。“所以我需要你们所有人的同意。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做的决定。”
瓦西里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然后说：“如果横竖都是死，我宁愿死在办公桌上。”
艾莉诺没有立刻表态。她站到墙边点了一根烟，看着对面的墙。似乎过了很久，艾莉诺终于有了动作，她把烟头按在墙上。火星在水泥表面短暂地闪了一下，然后熄灭。她转过身来，看着埃里希，然后说：“表决吧。我反对，但我遵守多数。”
……
四票赞成，一票反对，零票弃权。
叙事重构开始了。那台机器全功率运转着，整个站点都在震颤。天花板上的灰尘簌簌往下落，走廊全是金属扭曲的尖啸声。埃里希坐在主控制台前，手指在按钮间飞速移动，额头上全是汗。瓦西里盯着能量输出的仪表盘，一只手悬在紧急停止按钮上。艾莉诺站在我身边，我们两人一起看着监控屏幕上跳跃的读数。那些数字开始疯狂地变化，先是急剧下跌，然后逐渐开始缓和，终于像一颗石子悬在悬崖边缘，晃了两下，稳住了。
“成功了。”埃里希的声音沙哑得厉害，但也难掩心中的兴奋。
那天晚上，让-皮埃尔拿出了他珍藏多年的一瓶勃艮第红酒。这瓶酒被他在铁柜子里藏了不知多久，连标签边缘都被摩挲得起了毛边。他把软木塞撬开，给每个人倒了一杯。酒液是暗宝石色的，在荧光灯下泛着温和的光泽，那股在电子管和黑胶唱片之间沉睡了多年的果香一下子散了出来。
“敬我们。”让-皮埃尔举起杯子。
“敬我们。”五只杯子碰在一起。
艾莉诺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了一台手风琴。琴很旧了，几个簧片已经不太准，拉出来的音色带着一种走调的沉闷。她先拉了一首《卡林卡》，瓦西里跟着哼，嗓音很低，明明在唱一首快乐的歌，听起来却像在回忆某个回不去的地方。让-皮埃尔在一旁用指节敲着桌面打节拍，敲得咖啡杯都在微微跳动。埃里希没有跟着唱，但他放下了手里的杯子，脚尖在地上悄悄踩着拍子，嘴角有了一丝弧度。我坐在角落里看着这群人，在这座不存在的站点里，用音乐和红酒填补着历史的裂缝。
然而就在设施被欢快的气氛淹没的时候，几百公里外的德日边境上，一支负责清剿苏联残余武装的国防军巡逻队正缓慢前行。领队的军官叫海因里希·穆勒，一个三十岁出头的中尉，来自汉堡。他的父亲曾在东线作战，在莫斯科丢掉了一条腿，战后很少提起战争的事。穆勒自己没打过仗——他是战后入伍的，迄今为止的军事生涯里，最接近危险的一次是去年冬天，他的巡逻车在距离这里二十公里的地方抛锚，冻了整整一夜。今晚他带着十二个人，坐两辆半履带车，沿着一条被积雪覆盖的土路向东推进。他们的任务是清剿这片区域里可能残存的苏联游击队。情报显示，有一支约二十人的苏联残余武装在这附近活动，携带轻型武器，可能还有一台无线电发报机。
穆勒不担心游击队。他担心的只是天气。今晚的风雪格外大，能见度不到五十米，车头的大灯在飞雪中只能照亮一小段路面。让他开得这么慢的原因还有一个——他的车灯快坏了。左边的灯坏了一个星期了，他一直没来得及去更换。剩下的另一盏灯是旧型号，光不聚拢，照不远。他只能降速到二十公里每小时，勉强辨认积雪下被压实的车辙。“中尉，”他的通讯兵从后座探过头来，“我们在哪里？”穆勒看了眼地图。根据上一次三角测量定位的坐标，他们应该在蒙古高原西北缘的某处，一个地图上没有任何地名的无人区。这里已经是德日双方防区的模糊交界地带，但具体的分界线从来没有正式勘定过。轴心国胜利后的这些年里，德意志和日本之间的领土划分一直处于一种奇怪的状态——既有默契的互不侵犯，又有心照不宣的互相试探。“我们已经越过昨天的控制线了。”穆勒说，“保持警惕。”他不知道自己此刻距离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有多近。
在同一片风雪的另一边，一支日本关东军边境巡逻队也在缓慢向西推进。他们的指挥官，大岛健一少佐，正在和助手抱怨天气。大岛四十二岁，满洲事变时期就在关东军服役，在诺门罕战役中失去了一根小指。他不喜欢雪。西伯利亚的雪。他的履带车陷在雪里，十分钟前才被挖出来。此刻他正对着地图确认方位，手指在冻硬的纸面上滑过。根据军司令部的命令，他的任务是巩固皇国在这片争议地带的实际控制线。出发前，参谋长在作战会议上说过一句话：“德意志方面不会主动挑衅。但如果我们能悄悄地把控制线向前推十公里，他们也不会抗议。只要我们不主动开火，他们会假装没有发现。”
双方都以为这片区域里只有自己这一支武装力量。双方都没有接到任何关于友军——或者说，关于另一支军队——在这一带活动的通报。在这条被风雪吞没的边境线上，控制区是模糊的，通讯信号被暴风雪干扰得断断续续，情报共享机制在轴心国内部的互相猜忌中早已名存实亡。晚上十一点二十四分，穆勒中尉的左车灯彻底熄灭了。他的车只剩车头右前侧的一盏灯还亮着，光束散而弱，在漫天飞雪中几乎只照亮前方十五米的路面。他决定停下来换灯泡，但当他打开工具箱的时候，他忘记了一件事——昨天他的副官用完了最后一颗备用灯胆，还没有登记新的领用单据。这在这个松散的时代不是什么严重的违纪。但它变成了某种更加恐怖的选择，他在黑暗中摸索了十几分。
与此同时，大岛少佐正沿着与穆勒中队近乎直角交叉的路线向同一片区域靠近。他们彼此之间隔着风雪，彼此之间没有任何通信联系，彼此之间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如果他们双方都保持静止，也许天亮之后一切都会在日光下变得清晰。但两辆困在黑夜里的车，其中一个军官试图在没有备用灯胆的情况下摸黑赶路，另一个军官在错误地图上坚持着错误的坐标。晚上十一点四十二分，大岛的履带车翻过了一道被积雪掩盖的矮丘。在丘陵的另一侧坡面上，他前驱车打开的远光灯光束穿透飞雪，恰好打在前方约三十米处的一辆半履带车上。
穆勒中尉在驾驶座位上抬起头，看到了那束光。他看不清光束后面的轮廓，只能看到一个庞大的金属车体。他的意识在数秒内完成了判断：苏联残余武装最常用的载具是缴获的德制半履带车残留改装品。在这个区域活动的敌军，极有可能乘坐半履带车外形的装备。大岛也在同一瞬间看到了前方的半履带车。在他的军事情报里，这一区域内活跃的苏联残余武装正是使用德制老旧车型。对方停下了。在军用判断里，停下等同于准备攻击。两个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军官，在同一个错误坐标上遭遇。穆勒作出了一个本能的反应，他伸手去摸腰间的手枪。大岛在同一秒作出了同样的的反应。两声枪响几乎同时撕裂了雪原的寂静。两发子弹在风雪中交错飞过，各自飞向对面的黑暗深处。
几秒钟后，双方的机枪开始扫射。射击持续了整整十七分钟，双方都有伤亡。穆勒中尉在交火开始后不久就被一发子弹击穿了锁骨，死于失血过多。大岛少佐在试图指挥反击时被弹片击中左肩。他的副官替他包扎止血的时候，他还试图用无线电台发出最后的联络信号。但无线电在暴风雪中只传回了嘈杂的白噪音。到凌晨，双方各自后撤，留下几具尸体和两辆报废的车辆散落在雪原上。
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第二天天晚上，我终于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回到自己的隔间，打开了桌上的那台短波收音机。这是我和外界唯一的联系，每天睡前听一会儿广播，听听远方的世界是否还在运转。收音机里传出的却不是往常的新闻，而是某种更让人不安的东西。我调了几个频率，在杂音之间捕捉到一些零碎的官方声明“边境发生了不幸的误会”、“德日双方正在通过外交渠道进行沟通”“军方宣布已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帝国公民的安全”……接下来的每一天，我的收音机都开着。短波信号穿过西伯利亚的冻土层，把消息断断续续地送进这座地下站点。从此它取代留声机，成为所有声音的核心。我们几个人围坐着听新闻，成为接下来那段短暂又漫长的时光里唯一固定不变的日常。
最初那些天，双方还在谈。柏林电台的语调强硬但留有余地，东京的广播则指责德方“在争议地带首先开火”，同时强调“天皇陛下不希望事态扩大”。至少广播里是这么说的。但与此同时，不知为什么，日本控制区的中国残余武装总是会得到来路不明的空投武器补给，东南亚的德裔侨民总是意外遭遇“土匪”袭击，广播里还在播放外交照会时，战争早已在报纸头版永远不会刊登的地方开始了。
第二个月，广播里的词开始变了。从“边境误会”变成了“边境冲突”，又从“边境冲突”变成了“军事摩擦”。我开始听到关于空战的报道：德国空军的喷气式战机与日本陆海军航空兵在满洲上空争夺制空权。战报上的数字从个位数变成十位数，又从十位数变成百位数，真正的战争开始了。
第三个月，全面战争在西伯利亚-满洲-中亚的广袤战线上正式爆发。收音机里的措辞彻底变了。柏林不再说“外交解决”，而是说“保卫帝国东部领土”。东京不再说“不幸的误会”，而是说“捍卫大东亚共荣圈”。补给线被拉长，石油和预备队在一点点耗尽，而仇恨在每一次死亡中被加固。德国的装甲师在开阔地带占据优势，但一旦进入日军坚固的筑垒地域就被拖入消耗战。日本关东军的步兵在防御战中表现顽强，但他们的装甲力量和后勤补给远不如对手。战争在几个月的血战之后陷入了僵持。
有一天，收音机里传来了一个新词：“V-10”，虽然我们己经修改了叙事，但核导弹还是如期出现了，而这次后果必然更加严重。几天后，日本电台的报道他们在满洲的实验基地取得了“氢弹方面的重大突破”，播音员说大日本帝国已经拥有了“足以捍卫自身安全的最终手段”。艾莉诺站在收音机旁边，手指夹着的烟已经烧到了尽头，她却完全没有发觉。“最糟糕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她喃喃道。
当僵局拖得太久，武器便开始升级。战术核弹最先被投放在满洲的西伯利亚铁路枢纽上。柏林电台宣称这是一次“有限度的预防性打击”。东京电台说这是“对平民的屠杀”，将采取“对等回应”。几天之内，几枚弹头在满洲前线爆炸。一切限制在那之后就崩溃了。
日本比德国更早研制出了氢弹，但投送能力有限，轰炸机航程不够，海军又无法突破大西洋的制海权。当第一枚V-10的试验弹头在日本本土炸开巨大的蘑菇云之后，日本军部做出了最后的决定。自杀式核攻击开始了。潜艇携带核弹头从吴港出发，单程进入目标海域；残存的飞机被改装成一次性投送平台，飞行员在起飞前就知道自己不会返航。
随着战况恶化，核打击权限被不断降低。先是方面军司令，然后是集团军司令，然后是师级指挥官。最后战场上那些已经看不见希望的年轻士兵，成为了最后按下核打击按钮的人。
频率一个接一个消失，最后所有的频率都消失了。休息室里只剩下了沙沙声，
我们没有说话。埃里希坐在角落里，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眼睛看着地面。让-皮埃尔把那瓶已经空了的酒瓶轻轻放在桌上。瓦西里垂下头，双手捂住了脸。艾莉诺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我站了起来。
“还愣着干什么？”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把叙事改回去啊。你们不是改过一次吗？再改一次，改回同盟国赢，管他热战概率是多少，至少比现在核战争把全世界都烧成灰好。”
没有人回答我。埃里希没有抬头。让-皮埃尔也没有。我转向埃里希，提高了声音：“你们上次改的时候，重启那台机器就行了，不是吗？那就再重启一次！”
“不能改。”埃里希说。他终于把头抬起来了，但目光避开了我，落在了那台沉默已久的计算机屏幕上。屏幕上的数字已不再跳动，只剩下一条平直的、毫无波动的线。“叙事就像一张纸，用橡皮擦了重写，再擦再写。你以为你再擦一遍就能把原来那篇重新写上去，但纸已经薄得撑不住了。再擦一次，纸就破了”房间里异常安静。
“所以我们闯了一个修不了的祸。”我说。
“是。”埃里希说，“所以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把我们做过的事连同我们自己一起从叙事里删掉，叙事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它会让时间线回到我们诞生之前，叙事的强度也能恢复如初，如果基金会以后还需要修改叙事的话，我们至少还可以给他留一个机会”
艾莉诺把烟头按在桌上。火星在搪瓷烟灰缸边缘短暂地闪了一下便熄灭了，“表决吧。”她说。
“我同意。”瓦西里的声音不高，但房间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同意。”让-皮埃尔说到。
“同意。”是埃里希的声音。
艾莉诺看了一圈，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你呢？”她看着我。
我也看着她。看着她被烟熏黄的手指，看着她灰白头发。我看着瓦西里椅背上那双磨得发亮的皮手套，看着让-皮埃尔桌上的咖啡杯……
“同意。”我说。
艾莉诺点了点头“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她说，“允许执行。”
又是许久的沉默，只有风声灌进通风管道的呼呼声。
艾莉诺最先动了。她走到埃里希的桌边，从那堆咖啡杯底下抽出一张泛黄的草纸。她借着荧光灯的光开始在上面写字，笔尖划在纸上的声音细而急。我站在她身后，看见这是给是给总部的修正建议，请求总部通过“悖论保险”向过去的基金会发送一条指令，让他们通过异常手段影响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决策，确保同盟国获得二战胜利。
写完之后她看了一遍，然后再左下角签下来自己的名字，然后递给埃里希，示意他也签下名字，埃里希接过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让-皮埃尔也签了，然后是瓦西里，笔递到我手里的时候，我看着纸面上那四个名字，我在最下方写下了第五个。那五个名字排在一起，在不同的墨水与不同的笔迹里，杂乱中忽然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整齐。
埃里希走向控制台深处。那里有一台老旧的发报机，外壳上印着西门子的商标，几个接口用绝缘胶布缠着。他拨了几个开关，机器亮了起来，发出一声低沉的电流嗡鸣。他把草纸上的内容逐行转换成电码，手指在发报键上起落，滴滴答答的声音在控制室里响了很久，我们站在他身后看着，没有人说话，那串电波带着最后的希望穿过西伯利亚冻土向基金会总部飞去。
与此同时，埃里希早已调好了那台机器。“当我按下执行键之后，”埃里希说，“就是永别了。”
那一刻，我无比平静，没有人哭，也没有什么本应该有的特别的感觉，也许我们只剩下告别的时间了。
“Mach's gut.”
“ Adieu. ”
“Прощай.”
“Goodbye.”
“后会有期。”
他按下了执行键，我记得那种感觉，没有疼痛，没有失去知觉，只是像阳光下的积雪一样，在一点一点地消融，不知怎的我心中忽然升起一股莫名的欣慰，也许这就是“拯救世界”的感觉吧，我们的消失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方，那片被热核战争烧成焦土的战场上，两支早已忘记为何而战的军队正在废墟中交火。德军的坦克残骸散落在焦黑的山脊上，日军士兵猫着腰在战壕间穿梭，曳光弹在烟尘里划出暗红色的弹道。没有人抬头看天。他们在这片废土上已经打了很多天，也许是很多个月，很多年，没有人记得了。如果有人在那一刻抬起头，他们就会看到此生最难忘的景象。从地平线的边际开始，一条细小的缝隙正在剥开。它很窄，像是冬天河面上的一道冰裂，但它在延伸，在分岔，在以一种沉默的、不可逆的方式向整个天穹蔓延，天空慢慢卷边，然后剥落下来。它落得很慢，比雪花还慢，像一片被火烧过的纸灰在热气流中打旋。剥落的碎片越来越多，有的小如指甲，有的大如旗帜，它们旋转着，翻卷着，然后在那片深红色的幕布之后，露出了底下的东西。
那下面不是黑色，不是白色，不是任何一种颜色。那是没有颜色的虚无，是一块已经空空如也的画布。虚无在扩散。从裂缝向四周渗透，以不紧不慢的节奏吞吃着它路径上的一切：硝烟，弹道，战壕里来不及抬头的士兵，所有属于这条错误时间线的东西都在消融。被虚无碰到的人没有死去，只是停止存在。没有惨叫，没有挣扎，也没有痕迹。整个过程没有声音。只有沉默，一种很深的沉默。战场上没有人来得及反应，也没有人能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他们都不存在了，被洗掉的墨迹是不会喊痛的。最终，整个深红色的天空都剥尽了，虚无吞吃了它所触达的一切，“元首”“天皇”“基金会”“异常”“常态”曾经那些在这条时间线上“无比重要”的东西都不存在了，只剩下无边的虚无。
1941年冬，德军在莫斯科郊外停下脚步。古德里安装甲集群距克里姆林宫仅三十公里，但燃料冻结在油箱里，士兵的夏装挡不住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希特勒拒绝了所有撤退请求。
1942年夏，本应集中兵力于莫斯科方向的德军，被一道命令调往伏尔加河畔一座以对手名字命名的城市。第六集团军被禁止突围，保卢斯元帅投降。斯大林格勒确实成了一个象征，但似乎并不是希特勒所希望的那种。
1943年，库尔斯克会战，德军投入了最新式的虎式坦克和费迪南德自行火炮，但进攻日期一推再推，最终堡垒行动葬送了东线的最后装甲预备队。
1944年，诺曼底。隆美尔请求将装甲师前置到海滩附近的命令被驳回。盟军登陆那天，能立刻投入反击的德军装甲部队只有两个师，而且天亮了才接到出发命令。
还有敦刻尔克那场莫名其妙的停止进攻，还有被否定的喷气式战斗机，还有太多太多。历史学家把这些列为决策失误，学者们分析这些错误的原因：偏执、多疑、刚愎自用、对将军们的不信任。这些分析都有道理，都没有错，每一篇论文都能拿高分。
但没有人知道，一名基金会特工以私人医生的身份潜伏在元首官邸。也没有人知道，一种代号“Soma”的模因病毒在数年时间里缓慢影响了希特勒的大脑，让那些错误的决策在关键节点上忽然出现。
1945年，二战结束，同盟国最终取得了二战的胜利。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人类安全地渡过了二十世纪。
然而没有人知道在另一条已经被抹去的时间线上，热核战争的火焰曾经烧遍了整个地球，也不会有人记得永埋于西伯利亚冻土之下的这段故事……
1. 法语中的“故乡”2. 德语：保重。3. 法语：永别了。4. 俄语：别了。5. 英语：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