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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年1月1日

优生部总部，最后一年。

这一年开始时，优生部在职人员数量：107人。其中，能独立执行复杂任务的人员：24人。能进行战略规划和长期前瞻的人员：1人。

UE-ALPHA召开了他任内的最后一次全员会议。

“优生部即将终止运作。”他说。会议室里没有惊讶的声音。所有人都知道了。确切的说，大多数人已经等了很久。

“这不是外部压力造成的内爆，这是优生部完成使命后自然达到的终点。我们被创造出来，是为了一个目的。我们完成了这个目的，完成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们消灭了继续完成目的的必要性。”

“我们的前辈们花费如从长的时间将人类装进一个盒子。当他们完成了这一壮举时，他们发现，他们把自己也装了进去。”

“优生部由人类组成，依赖人类的能力运转。当我们把人类改造为不思考、不合作、不信任、不生育的个体时，我们失去了能成为‘我们’的人。”

屏幕上显示了最后的数据：

全球人口在2033年达到峰值：86亿。2040年已降至81亿，且下降速度在加快。

全球生育率：1.4。

基金会整体有效人员数量：历史最低值。

优生部可执行复杂职责人员：24人。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优生部将正式解散。”UE-ALPHA说，“我们的档案将封存，我们的设施将移交其他部门。我们中剩下的人将被分散到需要我们的地方，那些同样缺人的地方。但我们在做的将不再是优生部的工作。”

他顿了顿。

“这个部门完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工程，我们用了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缓慢而坚定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每一个维度。我们在政治上制造分裂，在经济上扩大不平等，在文化上解构意义，在心理上制造焦虑，在关系中播种不信任。我们做了一切能做的事情，确保人类不会以不受控制的速度增长。”

“而现在，人类的确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了。他们如此分散，如此分歧，如此原子化，以至于不可能再形成任何足以挑战基金会的力量。”

“结果是完美的。”

沉默笼罩了会议室。

然后U-701站了起来：“长官，我做了一个小计算。”

“说吧。”

“按照目前的人口衰减曲线和基金会合格人员萎缩率推算，到2060年，基金会将不具备维持基本常态的能力。届时，帷幕将出现大面积破裂。到2080年，常态的概念将不复存在。要么是人类社会在混乱中重构，而这一次我们无法预测重构的结果。”

“而这一切，”U-701的声音在颤抖，“始于我们1898年的那份计划书。”

UE-ALPHA安静地听完了。然后他点了点头。

“是的。”

“那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完美地完成了它的目标。”UE-ALPHA说，“我们是否该问，那个目标本身是不是一个错误？”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优生部为我们解决了什么？

1914年6月27日，萨拉热窝

傍晚的阳光把拉丁桥的影子拉得很长，米利亚茨卡河的水面上泛着金色的碎光。在离桥不到三百米的一家咖啡馆里，两个男人坐在临窗的位置，面前的土耳其咖啡已经凉透了。

年长的那位叫艾德里安·克劳奇，看起来四十出头，灰白头发修剪得一丝不苟，穿着剪裁考究的亚麻西装。在萨拉热窝这个巴尔干火药桶上，他的穿着显得过于精致。他的同伴看起来更年轻些，三十岁左右，黑发黑眼，面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东欧特征，正漫不经心地搅拌着早已凝固的咖啡渣。

“明天。”年轻的那位开口了，声音很轻，“你真的觉得那个孩子能行？”

艾德里安没有立刻回答。他的目光穿过窗户，落在一个正在街角买报纸的青年身上。那青年穿着廉价的西装，看上去营养不良，神情紧张，脸颊凹陷，目光却亮得不正常。

“普林西普。”艾德里安说出这个名字时带着一种奇特的、一种让人牙酸的语调，“十九岁，肺结核晚期，被整个家庭抛弃，被所有人看不起，偏执、狂热、渴望用生命换取意义。加夫里洛·普林西普。”

他端起咖啡杯，看了一眼里面凝固的黑色液体，又放了下来。

“维克托，我问你，如果你想点燃一堆火，你需要什么？”

年轻男人挑了挑眉毛：“干燥的柴火，引火物，还有……氧气？”

“不。”艾德里安说，“你首先需要的，是一颗火星。”

他用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普林西普就是这颗火星，他愿意死，他甚至渴望死。一个渴望死亡的年轻人，我问你，还有什么比这更易燃的？”

维克托靠回椅背，脸上浮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

“你知道，艾德里安，有时候我会想……”他的声音拖长了，“我们这样做，到底算什么？”

“什么意思？”

“我是说”维克托挥了挥手，仿佛在他们两人之间、在这家咖啡馆之外、在整个萨拉热窝之外，有什么东西需要被指出来，“明天，那个孩子会扣动扳机，然后斐迪南大公夫妇会死。接着，奥地利会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俄国人会动员，德国人会支持奥地利，法国人会支持俄国，英国人……”

“英国人会在最后时刻加入。”艾德里安接过话头，语调平淡得像在背诵列车时刻表，“而且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被迫的，每个人都会说‘我们没有选择’，每个人都会真诚地相信这一点。”

“然后呢？”

“然后，”艾德里安说，“根据我们的计算，至少一千五百万人会死。”

沉默在两人之间蔓延开来。咖啡馆里只有一个老侍者在擦杯子，杯子已经擦得亮得不能再亮了，但他还在擦，就像是他没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干了一样。

维克托突然笑了，几乎像一声叹息的那样笑了：“一千五百万人。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路过市场，看到一个女人在卖花。玫瑰花。她有个小女孩，大概四岁，坐在花篮旁边，正在编花环。我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小女孩抬头对我笑了一下。”

“一千五百万人，那个小女孩可能永远编不完她的花环了。”

“也可能她根本不会死。”艾德里安说，“也可能她会平安长大，结婚，生子，活到八十岁，在睡梦中安详离世。战争不一定会杀死每一个人，不要那么悲观，维克托。”

“你知道这不是重点。”

“我知道。”艾德里安的音调里第一次出现了一点变化，“我知道这不是重点。但维克托，你知道我们的计算是什么吗？”

他向前倾身，双手交叉放在桌上，那个姿势像是在祷告，又像是在谈判：“如果不这么做，如果不把这场火烧起来，到2000年，全球人口会超过一百亿。资源将无法承载，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会累积到无法调和的程度，到时候爆发的将不是一场大战，而是一场……”

他顿了顿，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

“一场物种级别的自毁，想想我们的职责吧，不要那么软弱，维克托。”

维克托盯着他：“所以你是在拯救人类？”

“不。”艾德里安的回答出乎意料地干脆，“我从不认为自己是在拯救什么。我是在管理。”

“管理？”

“管理羊群。”艾德里安的语气里带着某种近乎科学家般的冷静，或者说冷酷，“羊群的数量必须被控制。如果数量超过草场的承载能力，所有的羊都会死。到那时候，不仅草场会毁灭，羊群也会灭绝。所以必须在羊群数量达到临界点之前杀掉一部分。”

“你把人类比作羊？”

“我把人类比作任何需要被管理的种群。”艾德里安说，“这是优生部的职，我们不是刽子手，我们是管理者。我们确保人类这个物种可以存续下去，而不是在某一天因为自己的贪婪和愚蠢把自己送上绝路。”

“通过杀死一千五百万人。”

“通过允许一千五百万人死去。”艾德里安纠正道，“区别在于，战争不是我们发明的。我们只是移除了某些障碍。那些障碍，那些偶然的、善良的、软弱的时刻，那些本来可以阻止战争的东西，我们移除了它们。”

他又看了一眼窗外。买报纸的青年已经走了，街上只剩下几个匆匆赶路的行人。六月的萨拉热窝，白昼很长，天光迟迟不愿退去，把一切照得惨白。

“你读过《圣经》吗？”他突然问道。

维克托哼了一声：“你什么时候开始信教了？”

“创世记第二十二章，上帝命令亚伯拉罕献祭他的儿子以撒。亚伯拉罕带着以撒走了三天，到了山上，筑好祭坛，把以撒绑起来放在柴火上，举起了刀……”

“我知道这个故事。”维克托打断他，“最后天使阻止了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所以亚伯拉罕不用真的杀死自己的儿子。上帝只是要考验他。”

“对。”艾德里安说，“但重要的不是结局，重要的是那三天。”

“那三天？”

“那三天里，亚伯拉罕带着自己的儿子走向祭坛。他知道自己即将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他有整整三天的时间可以反悔，可以掉头回去，可以向上帝祈求宽恕。但他没有。他走了整整三天，然后举起刀。”

艾德里安的灰色眼睛在夕阳里显得异常清澈。

维克托沉默了很长时间。老侍者似乎终于擦完了杯子，开始拖地。拖把在地板上发出沙沙的声音，混着外面河水的声音。

“那你走过那三天了吗？”

艾德里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将目光从窗外收回来，重新落在维克托脸上，表情忽然变得有些奇怪。

“我们走吧。明天还有事情要做。或者说，明天还有事情要允许发生。”

他站起身，在桌上留下几枚硬币。两人走出咖啡馆的时候，天终于开始暗下来了。远处的山脊上，晚霞正以一种过分瑰丽的姿态燃烧着，红色的，橙色的，紫色的，像是有什么巨大而炽热的东西正在地平线之下挣扎，试图破土而出。
方案一：记忆删除与社会文化重构？

1914年6月28夜，天气晴朗

艾德里安和维克托在今天坐火车离开了萨拉热窝。车厢是头等包厢，深红色的天鹅绒座椅，黄铜灯具，一切舒适而文明。如果不是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他们几乎可以假装只是两个普通的旅行者，刚参观完巴尔干的风景，正在回家的路上。

维克托忽然转过头面对艾德里安：“基督在山上对众人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然后当天晚上，他一个人上山祷告，门徒们都睡着了，他独自一人在那里，即将迎来一个不公平的审判、一场虐杀、一次最痛苦的死亡；而那时候他对上帝说了什么，你知道吗？”

艾德里安挑起眉毛，没有说话。

“‘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维克托低声说，“他在最后时刻是想退缩的。他不想死。他不想承受这一切。他在山上独处的那一夜，那种恐惧、那种孤独、那种对即将来临之事的抗拒；我现在才明白。”

他停顿了一下。

“但第二天，他仍然走向了各各他。”

“因为他知道必须如此。”艾德里安说。

“因为他相信必须如此。”维克托说，“这两者不一样。如果他错了呢？如果他相信的一切都是错的呢？如果他只是疯了，如果他只是把自己的幻觉当成了上帝的旨意；如果他只是一个人，一个会犯错的凡人，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被自己的正义感、被时代、被某种他自己也没想清楚的宏大信念挟裹着走向死亡？”

他转向艾德里安，眼神里有一种近乎脆弱的东西。

“有什么区别？到底有什么区别？一个殉道者和一个被利用的傻瓜？我越来越分不清了。也许根本没有区别。也许殉道者就是被理想利用的傻瓜。”

艾德里安沉默了很长时间。火车的车轮声在沉默中变得异常清晰，咔哒咔哒咔哒，像秒针在走动。

“我没有答案。”他终于说，“我如果有答案，就不会做我现在做的事了。也许信仰和疯癫本质上确实是同一种东西，也许它们唯一的区别就是后果。”

“什么样的后果？”

“如果信仰最终拯救了更多人，它就是正确的。如果信仰最终毁掉了更多人，它就是错误的。”

“那么我们的信仰是对是错，”维克托说，“要等到几十年后才能知道了。”

“准确地说，要等到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终点。”艾德里安说这话的时候几乎是在微笑，“到那时候，如果人类还在，我们就是对的。如果人类烧光了，我们就是错的。”

他伸手拿起放在桌上的酒瓶，向服务员要了两个杯子，倒了两杯白兰地。深琥珀色的液体在包厢昏黄的灯光下看起来像某种古老的药剂。

“敬正确，也敬错误。”

维克托犹豫了一下，然后拿起杯子。

“敬因我们而死的人。”

艾德里安的手顿了顿。

“敬因我们而死的人。”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费迪南大公的车队的血迹已经被洗刷干净了。宪兵队的审讯室里，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因为自己那颗过期的毒药还在呕吐。维也纳的皇宫里，八十三岁的老皇帝在睡梦中被叫醒，听到了那个让他老泪纵横的消息。而在贝尔格莱德，在莫斯科，在柏林，在巴黎，在伦敦，那些掌控着权力的人们还不知道，一个巨大的、由无数人的命运交织而成的铁轨已经铺好，而列车已经缓缓启动。
已否决，重新构建认知系统难度太大，时间跨度太长，基金会等不起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地下室吞枪自杀。一周后，德国无条件投降。

在柏林的废墟中，一队穿着没有任何标识的黑色制服的人悄悄进入了帝国总理府的地下掩体。他们避开苏军巡逻队，避开了盟军宪兵，在瓦砾和未爆弹中穿行。他们找到了希特勒的尸体——或者说，尸体所剩的部分——并且从中取样了一些东西。一些需要被从历史记录中抹去的东西。

带队的不是别人，正是艾德里安·克劳奇本人。

他看着那张烧焦的面孔，那张曾经拥有数百万人生杀大权的面孔，如今不过是一具正在僵硬的皮囊。

“你从来不应该是我们制造的怪物。”他轻声说。

然后他转身离开。身后的人开始封存和清理这个房间，确保没有任何异常残留物落入任何不应得到它的人手中。这是世界上最彻底的一次大扫除。

当天晚间，他在临时指挥部里，起草了一份简短的电报，发往基金会最终控制中心。

“欧洲战场已清场，开始帷幕修复作业。

优先事项：掩盖异常干预的所有痕迹，完整回收纳粹遗物。

几个月后，原子弹落在广岛和长崎，这预示着帷幕前核子武器时代的开始。在优生部的内部会议上，艾德里安第一次提到了一个他从未用过的词：“轴心时代结束。新时代开始。计算方法需要全盘重调。”

没有人能再便捷地发动大规模战争了：核威慑改变了一切。问题是，核按钮如果按下去，灰烬杀死的人将超过之前所有战争的总和。但与此同时，核和平是可能的。人口会在确保相互毁灭的阴影下继续增长，而不是在战壕里被碾碎。

优生部需要更新它的工具箱。

1917年11月，彼得格勒

维克托站在涅瓦大街一栋公寓的四楼窗口，透过结了霜的玻璃望着街上游行的人群。他们举着红旗，唱着《国际歌》，脸上带着一种他只在宗教画里见过的表情，一种堪称狂热的表情。

“这就是你们始料未及的东西。”他转过身，对坐在房间深处的艾德里安说。

艾德里安没有看窗外。他坐在一张破旧的扶手椅上，这间公寓是他们三天前租下的，前任房客是一个逃亡的资产阶级商人，走得如此匆忙，连茶具都没来得及带走。此刻艾德里安正翻着一本从书架上找到的俄文版《资本论》，眉头微蹙。

“我说过，”艾德里安合上书，“列宁是我们唯一没有预料到的变量。”

“不止是列宁。”维克托走回桌边，给自己倒了杯茶“是整个布尔什维克。你说他们会像巴黎公社一样迅速失败。你说工人不可能真正掌权。可是，你看现在外面呢？”

“现在他们也未必能长久。”艾德里安打断了他，但是语气远称不上坚定，“内战还没结束。白军，协约国干涉，经济崩溃，饥荒，他们有太多对手。”

“你想知道我的看法吗？”维克托坐下来，双手捧着茶杯，试图从杯壁上汲取一点暖意，“他们不会失败。”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一样他们的对手没有的东西。”

艾德里安挑起眉毛：“什么？”

“信念。”维克托说出这个词的时候，语气里带着某种奇特的敬意，“真正的、纯粹的信念。他们相信，艾德里安。他们真的相信自己在创造一个天堂，为了全人类。”

他顿了顿，喝了一口凉茶。

艾德里安沉默了。壁炉里的火噼啪作响，把一个世纪燃烧成灰烬。

窗外，《国际歌》的歌声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远处的枪声。内战已经开始吞噬这座城市。

“理念是最危险的变量。”艾德里安终于开口了，声音低沉，“我以前说过，我今天再说一遍。我们过去太轻视理念了。我们认为人是理性的，会被利益驱动，会被恐惧控制，我们错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第一次认真地看着那些渐渐远去的红旗。

“那些人，在街上的那些人，他们拥有的东西比面包少，但他们愿意为这东西死。这就意味着他们比任何吃饱了饭的士兵都更可怕。因为人可以战胜饥饿和恐惧，但你不能战胜一个愿意为理念而死的人。”

他转过身，灰色的眼睛里映着远处某栋建筑上的火光。

“除非他有另一个理念。”

“什么理念？”

“任何理念。”艾德里安说，“只要我们给他一个。”

他走回桌面，拿起那份俄文版《资本论》，用指关节轻轻敲着封皮：“你读过摩尼教的历史吗？第三世纪的波斯，一个叫摩尼的人创立了一种宗教。他认为世界是光明与黑暗的永恒战场，两者势均力敌，永远不会有一个战胜另一个。他被处死了。但他的宗教一直存续到十四世纪。”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如果你无法消灭一种理念，那就创造一种与之对立且同样强大的理念。然后让两者对抗。在对抗中，它们会互相消耗。而你在中间，可以控制一切。”

维克托盯着他看了很久，然后把茶杯放下。

“你的意思是，在右翼扶植一个与共产主义同样极端的东西？”

“不一定是极端。”艾德里安说，嘴角浮现出维克托从未见过的一丝微妙的笑容，“但一定得是充满信念的东西。我们需要的不是理性的保守主义，不是温和的改良派，我们需要一种信仰。一种能让年轻人愿意为之杀人、愿意为之赴死的信仰。”

“民族的、国家的、传统的、秩序的……”维克托慢慢地数着，然后停下来，“一个新的宗教。”

“对。”艾德里安说，“我们要制造一面镜子。共产主义说人人平等，那么我们就说强者理应统治弱者。共产主义说国际联合，那么我们就说民族至上。共产主义说阶级斗争，那么我们就说种族净化。共产主义说历史必然，那么我们就说传统永恒。”

他把《资本论》丢回书架上。“我们不需要创造什么新东西。我们只需要把那些已经存在但被压抑的东西———恐惧、傲慢、对陌生人的仇恨、对秩序的渴望全部集中起来，点燃它们，然后告诉所有人：看，这就是正义。”

壁炉里的火焰跳了跳。一枚炸弹在远处的街道上爆炸，震得窗户格格作响。维克托和艾德里安都没有看向爆炸的方向。他们早已习惯了枪炮声。

“这个世界将会分裂。”维克托说，声音几乎像是在自言自语，“左和右，平等和等级，所有人都会站队，没有人可以保持中立。”

“是的。”

“你会制造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内战。”

“不是我。”艾德里安纠正道，“是人类自己，我们只是让这场内战来得更有序一些。”

“更有序？”维克托笑了下，“世界大战会更有序？”

“比无序的崩溃更有序。”艾德里安的声音很平静，但维克托听出了某种坚硬的东西，“你想象一下另一种情况：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扩张，没有受到任何有力的抵制。在所有的国家，共产党都掌握了政权。他们没有制衡，没有对手。然后他们会做什么？”

“…………”

“他们会试图建立一个完美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清除一切他们认为的障碍。不会有反对党，不会有反对声音，不会有任何纠错机制，任何被认为是反革命的人都会被清除。然后，因为他们是人，不是神，他们会犯错。但没有反对者意味着错误无法被纠正，错误会积累，会扩大，会变成系统性的灾难。到最后，这个完美社会要么自己崩溃，要么变成有史以来最庞大的监狱。”

艾德里安重新坐回椅子上，把手指交叉放在膝上。

“但如果我们创造出它的对手，它的镜像，它的另一个同样极端的可能性————两者都会在对抗中暴露自己的缺陷。人们会发现左和右都会带来灾难。然后，在两者都失败之后，中间地带才会重新出现。一种更温和、更可控的社会形态才会得到支持。”

“你是在用几代人的苦难做实验。”维克托说。

“我是在用局部火灾来避免更大的灾难。”艾德里安说，“如果你有一个巨大的森林，你知道总有一天会起火。你有两个选择：等它自然起火，那将是一场把所有森林都烧毁的火灾；或者你自己在受控的情况下点一些小规模的火焰，烧出一条隔火带。你选哪个？”

“我选不点火。”

“不点火？好，那么森林继续生长，燃料继续堆积，直到一道闪电劈下来，烧光一切。你救了那些小火焰烧死的小树，结果杀死了整片森林。这就是你的选择。温和，善良，充满了人性，最终造成了最大的非人性。”

维克托沉默了很久。壁炉里的火渐渐暗了下来，房间里的温度也随着夜的深入越来越低。他站起身，往火里添了几根木柴。

“你知道我最害怕什么吗？”他说，背对着艾德里安。

“什么？”

“我不害怕我们做的事会导致痛苦和死亡。我害怕的是，你可能是对的。”

木柴在火焰中爆裂，迸出一串火星。

“我不是可能对的。”艾德里安说，“我只是还不够错。”
方案二：克隆人替代与记忆转移框架

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的方式在历史上被认为是戏剧性的和机会主义的。然而优生部知道，这个机会的部分是如何被恰好地安排的。

优生部通过中间人为黑衫军提供了三批资金援助，但不是直接给墨索里尼，而是通过名义上与基金会毫无关联的一系列工业家。他还在最关键的时间点上，收买了两位原本反对法西斯党的国会议员，让他们在一次关键投票中弃权。

墨索里尼上台后，优生部很快发现他并不完全符合他们的期望，他太在乎表演了，太专注于个人崇拜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建设。但他是一个有价值的实验品，一颗被投入池中的石子。

更具实验价值的候选人在更北边。

1919年秋天，一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奥地利下士，刚从一战中退伍，被派去监控一个叫做“德国工人党”的小团体。没过多久，他反而加入了它，并将其更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在艾德里安的注视下，这个名叫阿道夫的前下士从啤酒馆的演讲者，变成了慕尼黑小有名气的煽动家，变成了1923年的失败政变者，变成了狱中口述《我的奋斗》的作者。

关于希特勒如何从一个奥地利下士变成纳粹党元首，后世的共识是：他赶上了一个合适的时代，有足够的煽动力，得到了垄断资本家和容克地主的支持。

历史只说出了部分真相。

一个人的崛起很少只有一条线。它像是一张网，而艾德里安只是悄悄拉紧了几根绳子。

同样的方法在东京，在布达佩斯，在布加勒斯特，在马德里一次又一次的被复制。军国主义者、铁卫团、长枪党，优生部没有创造他们，那些仇恨本来就在那里。优生部只是确保他们有足够的钱，有不会被提前镇压的机会，有合适的对手去仇恨。

这些只是播种。

“等它们长起来，”艾德里安说，“这世界就再也回不去了。”

1932年，优生部推动了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在德国背后施加影响力，让兴登堡选择希特勒担任总理。

这并非一帆风顺。兴登堡本人厌恶希特勒，称他为“波希米亚下士”，多次表示绝不会任命他为总理。但优生部通过经济压力、情报操纵和几个关键人物的背叛，一步步将兴登堡逼到了墙角。

“我们给了他一个不可能拒绝的条件。”维克托在给O5议会的报告中写道“我们让他相信，如果不任命希特勒，共产党就会在国会获得多数。我们通过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将军传递了这个信息，但他不知道这个情报来自我们。兴登堡选择了希特勒，因为他以为自己别无选择。”

“他确实别无选择，”艾德里安补充道，“因为我们已经把其他所有选项都拿掉了。”

1933年德国退出国联，1935年公开重整军备，1936年进军莱茵兰，1938年吞并奥地利，同年《慕尼黑协定》吞并苏台德区。

每一步，优生部都在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确保法西斯足够强大以构成威胁，但又不够强大到立即引发全面战争。他们调整外交照会的措辞，影响报纸的报道方向，在一些关键会议前照会某些官员，让他们表现出恰到好处的软弱或强硬。

然而，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不是希特勒，希特勒的行动方向在1923年之后就没有根本性变化。让优生部始料未及的是另一样东西。

异常。

1938年，维也纳

这座曾经是哈布斯堡王朝首都的城市，现在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东部重镇。维克托走在熟悉的街道上，感觉恍如隔世。三十五年前，他在这里读大学；三十年前，他在这里第一次遇见艾德里安。现在，街道两旁挂满了万字旗，犹太人开的店铺被砸毁，穿褐色制服的冲锋队员在街角叫嚣着一些烧书的口号。

他是来参加一场秘密会议的。与会者包括基金会欧洲各区域的主管，以及来自O5议会的特派代表。

会议的地点位于某个超维度空间里。入口需要通过一个隐蔽的暗门，顺着一条通往更深处的螺旋阶梯。并通过某种特殊的拓扑学和超维度装置，使得与会者进入到一超维度空间去。

维克托提着防风灯走进会议室的时候，发现艾德里安已经坐在一张长桌旁了。他的头发已经完全灰白，眼角多了一些细纹，但那双灰色的眼睛依然像三十年前一样冷静到近乎无情。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个维克托从未见过的中年男子，戴着圆片眼镜，面容温和得像个大学教授。

参会的还有大约二十个人，有几位维克托认识：伦敦分部的异常武器专家布兰奇上尉，巴黎分部的古代语言学者杜波依斯博士等等。

等所有人到齐之后，那名中年男子站起身来，开门见山。

“第三帝国建立了异常武器研究局，”他说，声音不大，但足以让整张桌子的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名为‘阿南纳部’1Footnote 1.即Ahnenerbe，Ahnenerbe Obskura军团

这个词让会议室里的空气骤降几度。

“他们从哪里弄来的异常？”有人问道。

“最初是从维利会的遗产中获得的。”中年男人说，调整了一下眼镜，“早在二十年代，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的神秘团体就在寻找‘雅利安人的远古力量’。绝大部分都是江湖骗子和疯子的胡说八道。但在1928年，他们在巴伐利亚山区挖掘出了一批中世纪以前的文本，其中包含了至少七个类人实体的召唤方法。”

“这些文本是哪里来的？”艾德里安问道。

“根据基金会后来复原，文本来源于一个十一世纪的天主教异端修士。他说他在一次禁食中得到的这些启示。基金会曾将其列为不重要等级，失于疏漏，它本来被存放在慕尼黑一所修道院的图书馆里，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丢失，直到1928年被重新发现，期间从未被妥善收容。”

会议室里有人发出了压抑的叹息声。

“现在，”中年男人继续说，“据我们所知，阿南纳比正在实验的项目包括：异常性增强药剂，旨在创造不受普通武器伤害的士兵；精神控制符文，旨在将战俘完全转变为无条件服从命令的劳动力；以及最关键的一项计划代号‘所罗门计划’。”

“所罗门计划？”一人插嘴道，“那是什么？”

“创造某种被纳粹所控制的顶点型多功能异常的计划，你不会想知道那具体是什么的。”

长久的沉默。

“所以纳粹有了异常武器，整个二战突然就变成了异常军备竞赛。”维克托说，“和我们当初想的不一样。”

“事情不止如此。苏联也接触到了异常，”中年男人回答，“而且不止是技术层面。根据基金会获取的情报，斯大林的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P”部门在1935年代初就也发现了异常。

“所以这场战争，”杜波依斯博士轻声说，“既有常规的一面，也有异常的一面。”

“是的。更麻烦的是日本人已经掌握了大洋水域的几个异常通道，能够制造无法用气象学解释的风暴，更掩护他们的舰队，不要提他们在自己岛屿上做的那些实验了。美国虽然入局较晚，但曼哈顿计划已经超越了纯理论阶段，而基金会干预的结果是：我们现在处于最糟糕的境地所有主要参战国都有独立的异常武器研究部门，但几乎没有任何专业的收容能力。”

艾德里安抬头问道：“议会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

中年男人看了他一眼，然后举起一根手指。

“第一，尽一切可能，阻止末日级异常武器在战争中被滥用。”

“第二，确保基金会在这场超自然世界大战中保持行动协调。我们要在几个主要节点上行动，销毁双方的异常库存，同时确保常规战争的进程不会因此受到……过大的扰动。”

“不会受到过大的扰动？”维克托咀嚼着这句话，“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中年男人打断了他，声音里出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疲倦，“我们已经来不及阻止这场战争了。它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控制。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确保它不会在帷幕外留下太难看的伤疤，并且确保交战双方都不会用异常武器彻底毁灭彼此抑或者毁灭现实本身。”

艾德里安和维克托交换了一个眼神。这个眼神里有很多东西——三十年合作的默契，对当前局势的复杂评估，以及一种他们都不愿说出口的认知：这个世界正在以一种连基金会都无法完全控制的方式滑向深渊。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艾德里安问道。

“没有人知道，最坏的结果是1945年所罗门计划成真”中年男人回答道，“但在此之前，会有各种次级异常武器被投入战场。华沙正在成为某个异常项目的测试场。你们必须立即行动。”

维克托和艾德里安同时站起身，走出了会议室。

苏德战场前线，1943年冬

维克托裹着一件破旧的军用大衣，和一支德军先锋小队一起行动，伪装成一名德国陆军少校。

基金会的行动情报指出，基辅外围的一处峡谷中，党卫军正在试验一种异常符文，一种铭刻在石碑上，能够以极强的模因污染瓦解战俘的反抗意志。基金会需要回收这些石碑的原石，以及所有知晓铭刻技术的相关人员。

在沃罗涅日附近，他们遭遇了预料之外的情况。

并不是苏军，至少开始时不是苏军。

峡谷深处，岩石上粘着一层灰绿色的薄雾，薄雾中似乎有无数细小的眼睛睁开又闭上，又像有无数的牙齿咀嚼。空气中有一种令人极度不快的金属味，维克托感到牙齿在嘴里隐隐发酸。他身后的士兵们开始干呕。

然后薄雾深处出现了一个人。

那个人，或者说看起来像人的东西，穿着一件破烂的黑色大氅，大概高两米三，头部比例不对，手臂末端不是手掌，而是两团缓慢变化的几何图形。他低语着一种听起来像苏美尔语言变体、但语法结构完全不对的声音。

是苏美尔的战士。不，不是苏美尔，而是后来者用错误的方式拼凑了一个东西。

德军士兵开火了。子弹穿过它，但没有造成明显伤害，只是让那个东西的轮廓闪烁了几下，像是电视上闪烁的雪花信号。

维克托的耳朵开始流血，但他知道，在附近的基金会的机动特遣队会很快赶来，收容这种东西。

到那时，现实稳定锚会开始工作，那是在理论上能让现实结构更稳定的东西。基础物理定律是一种共识。异常则是共识的裂缝。那东西要做的不是驱逐裂缝，而是提醒现实本身它应该是什么样子。

半分钟后，那个人形物体开始抽搐，它的轮廓像坏掉的电视信号一样闪烁不定。又过了两分钟，它跪倒在地，发出一声既像啜泣又像低语的怪声。

银光一闪。

峡谷里只剩一摊黑灰。

当天晚上，维克托坐在一辆报废坦克的残骸旁，慢慢喝着烧酒。尽管任务完成了，但他的脑子里仍是那个人形异常倒地时发出的声音。

艾德里安通过无线电询问战况。在加密频道的嘶嘶声中，他们简短地交换了情报。越来越多的超自然漩涡正在东线打开，速度比基金会预想的快得多。纳粹并不在乎这个，他们只看到可以利用的武器。而红军也无意停止使用那些未经收容就投入战场的异常装备。

“我们说过，我们要避免双方使用异常武器来毁灭彼此。”在无线电的那一端，艾德里安的杂音轻轻浮现，“我现在越来越怕我们在浪费时间。”

“是我们以为能把火控制在壁炉里的。”

通讯另一端沉默了很长时间。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其实一直在假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战争最后两年中，基金会不得不与几个主要参战国的常态维持部队秘密合作。德国的Ahnenerbe Obskurakorps，苏联的格鲁乌“P”部门，英国的神秘勤务处，美国的战略异常研究小组。这项合作没有签署任何条约，没有举行任何签字仪式，只靠一批彼此厌恶但又彼此需要的人在战场上临时构建的默契，仅靠默契维系了几个月的和平。

意大利的异常研究团队，在盟军登陆西西里岛后几乎完全倒向基金会。日本的IJAMEA不再听从东京的命令，与基金会签署了战后收容协议，交出天皇的部分神代遗物。德国的阿南纳比在1945年柏林陷落前被苏联和基金会联合收容。

然而有些东西再也无法被收容了，当下的情况，基金会不可能给每一个接触到异常的人进行记忆消除，那些在战场上活下来的士兵，他们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经历过无法解释的事件。少数人将它写成小说，死后才被出版；更多的人将它带进坟墓。

1945年8月，广岛和长崎被核弹夷平。

战争结束了。
在一番混乱过后，方案二并未得到支持

1945年8月15日

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的投降书签署那一小时，维克托站在横滨港一座仓库的顶楼上，望着远方海面上，盟军舰队密密麻麻延伸到天际。

艾德里安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他身边，站在栏杆旁，望着同样的海面。

海风突然变得很腥咸。

他们两人同时想起萨拉热窝。想起那个普林西普，那个编花环的小女孩，那一杯凉透的波斯尼亚红茶。想起1914年艾德里安说的那句话：你需要的是一颗愿意燃烧自己的火星。

“你觉得他们也会记得吗？”维克托问，“那些在战争里失去一切的人，他们会记得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吗？”

艾德里安默默地看着远方。

“不会，”艾德里安说，“人类从来记不住教训。他们只会记住立场。记得我们赢了，或者我们输了。然后开始准备下一场。”

他顿了顿。

“但我还是没想到它会变成这样。纳粹一边杀人一边希冀他们屠刀下的亚人类们也有和他们族群神话一样辉煌的远古力量。我们一开始推他们一把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只是在放一次可控燃烧。”

“我们以为法西斯会温和一点，你以为吗？”

“我以为战争会在1938年爆发，速战速决，在1940年结束。死亡人数控制在一千万以内。法西斯和共产主义都会失败，然后在双方的力量平衡中，世界会进入一个………更稳定的状态。”

“一千万。”维克托轻声重复，“现在死了多少人？”

“超过七千万。”艾德里安说，“异常相关的不包括在内。常规统计数据是七千万。”

他们并肩站在那里，看着海面上的舰队。

“我们失控了。”维克托说。

“我们失控了很多次。”艾德里安说，“但这是一种代价。可以承受的代价。”

“七千万人。”维克托又说了一遍，“这种代价你也能承受？”

“能。”艾德里安说完这个字之后，又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补充道，“这就是问题所在。我能承受。我能睡一觉，第二天醒来，继续工作。我可以告诉自己：如果没有我们，情况会更糟糕。也许苏联会赢得冷战，也许人类会在另一场更可怕的战争中灭绝，也许——也许——也许——”

他的声音在也许这个词上破裂了片刻，然后重新聚合。

“但我不知道这些也许是不是真的。也许都只是我在安慰自己。也许这几千万条人命换来的根本不是什么更光明的未来’而只是二三十年的和平。也许再过几十年，一切都会重演，而我们什么也没阻止。”

一阵海鸥飞过，它们的鸣叫声尖锐而凄厉，像是在追问天空一个问题，而天空拒绝回答。

“你知道我最嫉妒谁吗？”维克托忽然说。

“谁？”

“列宁。还有希特勒，还有那些真正相信某种理念的普通人。嫉妒他们可以用全部的信仰去相信一个东西。而我不行，我不够坚定，我永远假设我的对手也可能是对的。”

“所以我们不是信徒。”艾德里安说，“我们永远当不了信徒。成为信徒的代价是放弃怀疑，而我们恰好是那种被选中永远继续怀疑的人。”

“我希望这不是惩罚。”维克托说。

艾德里安没有回答。
风险成真————UE-ALPHA
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曾经为基金会作脏事的分裂者彻底反叛，更名为混沌分裂者，O5议会将正式宣布混沌分裂者为敌对组织。基金会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永远有敌人的时代。
你们本该料到的

1965年，刚果，斯坦利维尔

切·格瓦拉在非洲。他离开了古巴，这个让他失望的岛屿——古巴正在变得越来越依赖苏联，越来越像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他在古巴的工业化部长任期最终以一场被压制的争论结束。他想要的是一场世界革命，无数个越南，把整个第三世界变成对抗帝国主义的战场。他要让两个、三个、许多个越南同时燃烧。

所以他在刚果。

对于切·格瓦拉来说，刚果是一系列本可以里的痛苦插曲。本可以点燃非洲的反帝火焰。本可以训练出一支能够真正作战的游击队。本可以让他的理想在非洲大陆扎根，从这里蔓延到葡属安哥拉，蔓延到罗德西亚和南非。但他遇到的是涣散的部队、不信任他的当地领袖、不适合游击战的地形，以及在丛林中持续恶化并让他体重掉了二十公斤的哮喘。

他在这片土地上呆了不到一年就承认了失败，带着残部撤出了前线。他把这段时间称为“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

而在基金会驻非洲监控站的一侧，优生部的协调团队在一封加密电报中将此记为阶段一完成。

切·格瓦拉确实是一个好人。一个有能力的人。他无私、清廉、愿意为信仰而死。他也正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能把一个排的游击队训练成作战单位，能把某种自觉的纪律推行到最散漫的部队里，能让他的手下相信解放不是神话。

优生部的评估员做过精确的推演。如果不加干预，切·格瓦拉会离开非洲，去某个其他的地方继续他的革命事业。他最终会选择一个最脆弱的国家。玻利维亚。而玻利维亚旁边就是阿根廷，那是他的故乡。如果他成功了，南美洲会出现第二个革命政权，这会触发拉美保守秩序的连锁裂变。随后美国必然更深地介入拉美，也许会引发更多中美洲代理人战争。战争和混乱会减少人口；但战争已经是上一代的思维方式。新一代的优生部分析师更怕的是另一件事：成功的偶像。一个打不死的切·格瓦拉，会成为海报上永远不褪色的容貌，会被印在T恤、旗帜、口号和几代青年砸碎的玻璃窗上。人们会再次聚集在一面旗帜下，苏联和中国就已经够难搞了，他们不希望这样的国家越来越多。

“必须确保他不会成功，我们不希望出现第二个毛泽东。”
方案三：以正常的手段尝试弥合社会分裂

1967年10月 玻利维亚，拉伊格拉村

那间空置的土坯教室只有一盏油灯。墙皮剥落，窗户没有玻璃，外面是热带雨林密集而闷热的夜晚。枪声停止已经六个小时。

切·格瓦拉被关在这里。他在前一天的交火中被捕：枪被打坏了，子弹打光了，腿受了伤。几个玻利维亚士兵把他拖进了这间教室。他被绑在椅子上，双手被用绳子勒得死死的。

审讯官是CIA派来的特工，名叫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他带着无线电设备，随时准备向华盛顿报告。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切·格瓦拉抬起头。他的头发又长又脏，衣服破烂，眼睛里有一种疲惫。他看了看罗德里格斯，又看了看他身后的玻利维亚军官，然后开口：

“你要开枪就开吧。你要杀死一个男人。”

在距离这间土屋数公里外的一个监听站里，安德烈亚斯·费舍尔正通过加密频道听取一名CIA联络员的实时汇报。那个联络员并不知道自己同时也在为基金会工作，他只觉得自己在做本职工作，只是在汇报链条的某个环节，多了一个需要额外汇报的上级，然后多了一份报酬。

“他们抓住他了？确认是他本人？其他游击队残部的位置呢？”安德烈亚斯用英语问，在听到答复后点了点头，放下听筒。

在1967年春天，玻利维亚军方内部一份关于游击队踪迹的中情局协调备忘录被意外呈送到了更高决策层，并触发了更快的授权流程。在1967年秋天，格瓦拉病发哮喘时随身的药品早已耗尽，而一支本应前往补给线的玻利维亚巡逻队沿途受到几次并不致命的袭扰，迟到了三天。这些都不是指令。只是加了一点倾斜，把固有的摩擦力减少几寸。

安德烈亚斯在自己的私人笔记本上写下：“我们证明了一种更经济的工作模式。不需要用军队去杀他。只需要确保他身边的一切条件都恰好失败。”

然后他点了一支烟。

十分钟后，监听站传来一条确认：

“命令确认：执行。”

执行者是玻利维亚陆军中士马里奥·特兰。他走进教室，用M2卡宾枪对准切·格瓦拉。他喝了酒，为了让手的颤抖停下。切·格瓦拉看着他，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开枪吧，懦夫。你要杀死的是一个男人。”

枪响了。和萨拉热窝一样，是手枪和步枪的声音。和萨拉热窝一样，这声音引发的回声远比它本身的声波要长。

但他的身体在地下被埋了三十年。而他的头像成了海报。这是后来谁都没有预料到的。
比方案一还要糟糕

1946年3月，密苏里州富尔顿

丘吉尔站在威斯敏斯特学院的讲台上，臃肿的身体裹在黑色礼服里，雪茄夹在指间，念出了那句将被历史铭记的句子——

“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副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下。”

掌声如雷。

在听众席的后排，一个穿着灰色西装、戴着圆框眼镜的中年男人轻轻鼓着掌，表情平静得像在听一场与自己无关的布道。

他叫安德烈亚斯，或者说UE-GAMMA,三天前，他从纽约飞抵圣路易斯，再转乘火车来到这个密苏里州的小城，住进了一家不起眼的旅馆。他的行李箱里没有任何与基金会相关的文件，只有一本《时代》杂志、一本丘吉尔的《世界危机》和一瓶苏格兰威士忌。

“铁幕。”安德烈亚斯低声重复了这个词，品味着它在舌尖上的重量，“好词。比我们最初建议的‘钢丝网’好得多。”

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秘书，穿着朴素的灰色套装，膝上放着一本速记本。她叫玛格丽特·霍洛韦，名义上是美国国务院派来陪同英国前首相访问的中级文员，实际上是优生部的特工之一。

“丘吉尔加了一些自己的修饰。”玛格丽特低声回答，“特别是关于‘英语民族联合起来’的那一段。我们原本的建议里没有这部分。”

“无妨。”安德烈亚斯说，“核心信息已经传递出去了。苏联是威胁，西方必须联合，中间地带不能有中立。这就是我们需要的。”

他顿了顿，目光穿过掌声渐渐平息的大厅，落在那位前首相苍老的脸上。

“知道吗，玛格丽特，”他轻声说，“这场冷战不会在十年内结束。也可能不会在三十年内结束。它会变成一种永久性的状态。”

“一种新的常态。”

“对。就像冬天。人们会忘记春天是什么样子。”

掌声终于完全平息。丘吉尔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开始了他演讲中的最后一段。

“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奉献给你们。”

大厅再次响起掌声。有人站起来了，然后是更多人。最后几乎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威斯敏斯特学院的掌声终于完全停止了。丘吉尔擦着额头的汗水走下讲台，一群记者蜂拥而上。

富尔顿的街道安静而平庸，三月的风还带着冬天的余寒。安德烈亚斯竖起大衣领子，和玛格丽特并肩走在人行道上，皮鞋踩碎了薄冰。

“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他忽然说。

“什么？”

“丘吉尔会以为自己在拯救西方文明。杜鲁门会以为自己在遏制苏联扩张。斯大林会以为自己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所有人都会真诚地相信自己站在正义一边。”

他呼出一口白雾。

“而我们只是想让两边的人数都控制在基金会的阈值以下。仅此而已。”

玛格丽特没有说话。她低头看着脚下的冰。

第二天早上，丘吉尔的演讲登上了全世界所有主要报纸的头版。《纽约时报》的标题是“丘吉尔警告苏联铁幕已降下”，《泰晤士报》的标题是“和平的阴云”，《真理报》的标题是“战争贩子丘吉尔试图挑起新的世界大战”。

安德烈亚斯坐在旅馆的房间里，把这几份报纸摊在床上，仔细地阅读每一篇报道和评论。

玛格丽特端着一杯咖啡走进来，看到他在读报，轻声说：“《真理报》的反应比我们预期的更激烈。”

“斯大林被吓到了。”安德烈亚斯头也不抬地说，“不是被丘吉尔吓到了，而是被这句话背后可能的外交联盟吓到了。他以为西方真的已经达成了某种针对苏联的共识。”

“难道不是吗？”

安德烈亚斯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不。共识从来不存在。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比铁幕两侧的分歧更大。法国人害怕德国人卷土重来，英国人害怕失去帝国，美国人想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这些目标彼此矛盾。如果它们之间有共识，唯一的共识就是它们都害怕苏联。”

他放下报纸，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是富尔顿三月的阴天，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街道上几乎没有人。

“但是，”他继续说，“当一个足够强大的外部威胁存在时，这些矛盾可以被暂时掩盖。这就是铁幕这个词的真正作用。它创造了一个二分法：不是西方和东方，而是自由和奴役。不是利益较量，而是文明与野蛮的对抗。”

“你是在说，我们制造了这个二分法？”玛格丽特问。

“不。我们只是强化了它。这种二分法自古以来就存在于人类的思维结构中。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光明和黑暗的战争，正义和邪恶的对立。这是人类最古老的神话结构。”

他转过身，靠窗而立，灰色的眼睛在阴天的光线里显得异常清澈。

“斯大林需要这个二分法。丘吉尔需要这个二分法。杜鲁门需要这个二分法。我们只是确保这个二分法永远不会被打破。”

1953年，刚果

阿方斯·姆博托站在利奥波德维尔郊外一座废弃天主教堂的钟楼上，手里只拿着一本翻烂了的法文版《圣经》，另一只手里是一台特制的短波无线电。

他二十六岁，出生在比属刚果东部的一个小村庄。十一岁那年，一位比利时神父发现了他，把他带到教会学校读书。神父说他有“非凡的天赋”，他能用法语背诵《马太福音》全文，能用拉丁语做弥撒，能用三年时间学完欧洲孩子六年才能学完的课程。

十九岁那年，他获得了去大学深造的奖学金。

在大学，他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第一次发现，自己过去以为的那些文明人看待他的目光中，除了爱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东西。那种东西没有名字，但你可以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它，那是一种对于你竟是个人这个事实的不满。

二十二岁那年，一个男人找到了他。

那是一个灰白头发的欧洲人，穿着一套旧西装，在一个下雨的下午突然出现在他租住的公寓楼下。

那个人叫艾德里安·克劳奇。

他没有试图说服姆博托加入任何组织。他只是请他喝茶，问他对刚果未来的看法。姆博托说了很多，那些关于殖民主义的罪恶，关于非洲的觉醒，关于独立的梦想。

艾德里安听完之后，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觉得独立之后，刚果会怎样？”

“会自由。”姆博托说。

“自由之后呢？”

“会繁荣。我们有自己的资源，有勤劳的人民……”

“比利时人走了，谁来开火车？谁来管理矿山？谁来组织政府？”

姆博托沉默了。

“我不是在嘲笑你。”艾德里安说，语气很温和，“我在告诉你一个真相。殖民主义最恶毒的地方，不是它剥削了你们，而是它让你们无法在没有它的情况下生活。它摧毁了你们自己的知识体系、社会结构、政治传统。当殖民者走的时候，他们会留下一个空壳。而谁第一个爬进那个壳里，谁就成了新的主人。”

他停了停，让这句话沉下去。

“或者，”艾德里安补充道，“你可以选择另一种可能。”

“什么可能？”

“在殖民者走之前，先准备好。把那些未来会成为新主人的人提前清理掉。”

姆博托记得自己当时晃了一下，茶泼到了桌上。

“你要我杀人？”

“我什么也不要你做。”艾德里安说，“我只是在告诉你一个选项。你可以忘记它，回到你的村子，做一个神父，每天祝福人们的婚礼和葬礼，在他们的贫穷和屈辱中安慰他们，说天堂会弥补一切。”

他的声音依然温和，但姆博托听到了一种压抑着的残酷。

“或者，你可以做你民族的剑。”

三天后，姆博托同意加入基金会。他被编入优生部新建的“去殖民化行动部门”。

在外界看来，阿方斯·姆博托是刚果独立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他创办的《觉醒报》发行量一度达到五万份，在整个中非地区流通；他在各地之间奔走，撰写关于非洲未来的文章，组织对殖民当局的抗议活动。1959年，他两次被比利时殖民当局逮捕，均以绝食抗议。

这些都是真实的。但只是真相的一半。

在帷幕的这一边，姆博托做过的事包括：暗杀了比属刚果总督秘书处里一位主张建立比利时-刚果联邦的高级顾问，以确保布鲁塞尔永远不会认真考虑渐进非殖民化的方案；在刚果各派别之间散布谣言，使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无法修复，导致刚果民族运动在独立前夕即告分裂；主动接近加丹加省的分离主义者，为他们的分裂行动提供资金来源和军事顾问，最终导致独立后的刚果迅速爆发内战。

在优生部的光洁术语里，这叫做去殖民化进程中的可控失衡。通过削弱本土精英阶层的凝聚力，使新独立的国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无法实现真正的稳定与发展。通过扶持相互竞争的武装派别，确保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能够真正掌控全国的矿产资源。

以“主权”“自由”“民族自决”的名义，在政治独立的欢呼声中完成对非洲的实际再控制。

姆博托做这些事的时候没有犹豫过。“他们是殖民者的变体，”艾德里安曾经这样告诉他，“旧殖民者是打着国旗来，举着枪，说‘我来统治你’。新殖民者是打着独立来，举着发展，说我来帮助你。他们在本质上一样的，都是让你跪着。你要做的，就是让这两种殖民者都得不到完整的刚果。让刚果持续混乱。让混乱成为屏障。”

“成为屏障？”姆博托问，“什么意思？”

“北边是苏联，南边是南非，两边都在找盟友。如果刚果稳定，它就会被一方完全吞掉，成为更大地缘游戏的一枚棋子。一个稳定的非洲就是超级大国的餐桌。”

姆博托曾经问：“那我们的人民呢？”

“他们至少要活着看到下一世纪，”艾德里安说，“这不是正义。这是算术。”

当时姆博托忍住了愤怒。现在，站在废弃教堂的钟楼上，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愤怒了。那种东西被一层又一层的行动覆盖，变成了某种更沉重、更坚硬、更不易辨认的东西。

短波无线电发出了沙沙的声响。姆博托按下通话键。

“羚羊呼叫基地。加丹加那边领到第一笔援助了。南边铜带省的情况已经开始恶化。”

“收到。继续观察。”

姆博托把无线电放在膝盖上，看着夕阳下利奥波德维尔的天际线。

这座城市会记得他吗？这片土地会记得他吗？

也许不会。也许只会记住一个叫阿方斯·姆博托的独立运动家，创办了一份报纸，坐了两年牢，然后在独立后死于一场无人知晓的内战。

没有人会知道他在独立的前夜里做了什么。

他翻开那本《圣经》，翻到以赛亚书第六十章，上面写着：“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

姆博托把书合上，放在石板上。

“主啊，”他低声说，“请原谅我。我是在用黑暗制造光。”

1955年

UE-ALPHA，或者说,艾德里安，优生部现任主管坐在没有开灯的办公室里，手里捏着一封信。信是从贝尔格莱德寄来的，通过外交邮袋辗转了六个国家才送到他的手中。寄信人用的是代号，但UE-ALPHA知道那是谁

信的内容很短：

“铁托加速削减人口增长，同时拒绝与莫斯科或华盛顿正式结盟。建议接触。”

UE-ALPHA把信平放在桌上。

“不结盟。”他自言自语，“不站队。左右都不选。”

他的新助手，一个年轻的匈牙利移民困惑地看着他。“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先生。铁托是康米。为什么您看起来像是……获得了某种胜利？”

“因为确实是。”UE-ALPHA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巨大的世界地图前。地图上，欧洲被一条红线分成两半，亚洲则被复杂的标记覆盖着。

“不结盟运动，”他说，手指从贝尔格莱德滑到开罗，从开罗滑到新德里，从新德里滑到雅加达，“是冷战的第三条战线。它告诉我们，世界正在按我们希望的方式分裂，这不仅是左对右，还有北方对南方，富裕对贫穷，传统对现代。”

“但这些人自称是反殖民的进步力量。”

“是的。非常好。”UE-ALPHA转过身，脸上带着那种难以捉摸的微笑，“进步力量会推翻旧的殖民帝国。新的国家会诞生。这些新国家不会自动成为美国的盟友，也不会自动成为苏联的卫星。它们会组成自己的阵营。这意味着旧的殖民体系瓦解了，但新的全球秩序不会在短时间内建立。中间会有漫长的混乱期。”

他走回办公桌，拿起一支钢笔，在便签上写下几行字。

“一个稳定的世界，是我们最不需要的东西。稳定意味着共识。共识意味着基金会没有必要存在。我们的所有存在理由，所有授权、所有权力、所有无限制干涉人类社会的特权：都建立在一个基本事实之上：人类无法管理自己。”

他放下笔。

“如果一个稳定的世界真的出现，哪怕只有一代人的时间，帷幕前的人们就会开始问：我们为什么需要基金会？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看不见的机构，用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管理我们的生活？这些问题会毁掉我们。”

年轻的助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低声说：“所以我们……不希望和平？”

UE-ALPHA看了他一眼。

“我们希望的和平，是一种永远不会过于稳定、永远不会过于富裕、永远不会让各国过于团结的和平。一种恐惧与分裂始终存在的和平。在这种和平里，人们有足够的空间吃饭、工作、生孩子，当然最好不要太多。有足够的自由表达意见，但不能太团结。有足够安全的生活，但不能完全免于恐惧。换句话说，是我们可以永远控制的和平。”

他走到窗口，看着外面的街景。整齐的街道，安静的车辆，远处教堂的尖顶在暮色中变成剪影。这里看起来如此平静，像是世界矛盾的避风港，但他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铁托，”他接着说，“正在做一件对我们非常有用的事。他证明了康米可以不听从莫斯科。这会给莫斯科带来极大的不安。不安的莫斯科会更积极地控制它的卫星国。更强的控制导致更大的反感。更大的反感导致更多的叛乱。更多的叛乱，明白了吗？”

“我们不是要直接打击康米，”助手缓缓地说，“我们是要让它内部出现无尽的裂隙。”

“对。”UE-ALPHA重新坐下来，双手交叉放在腹前，“当然，西方也不能幸免。他们现在太团结了，整个北约铁板一块，这会给他们一种错觉，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开始”

他翻开一份文件，标题写着“新自由主义的实践”。

“消费主义，”他说，“个人主义。我们将鼓励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会让人们关心自己能买什么而不是能决定什么，关心自己的感受而不是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联系。这种思想将在整个西方传播。它会让社会更富裕，但原子化。人们会有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更少的共同目标。他们会组成无数个小孤岛。而这就是我们要的东西。团结的人们可以推翻帝国，原子化的人连自己的邻居都推翻不了。
确实如此，可惜的是，我们也是如此

1934年，上海

这栋楼位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处一条不起眼的弄堂深处，从外面看只是一家倒闭的洋行办事处，窗玻璃上的积灰厚得能写字。但如果沿着后门走到地下室，经过三道需要不同钥匙的铁门，就会进入一个与外面那个混乱的旧中国完全不同的世界，恒定的电灯照明，由一台独立发电机供电，墙壁上贴着亚洲东部的巨幅地图，上面标注的不是城市名称，而是某种只有内部人员才能看懂的编码：红色的数字代表军阀割据区，黑色的叉号代表“异常活动热点”，蓝色的圆圈代表基金会可控据点。

三个男人围坐在一张红木桌旁。桌面上摊开的是一份标着“中国长期战略”的文件。

坐在首位的是基金会远东区副督导，一个长着东亚面孔但坚持用德语写日记的男人，人称齐先生。在他左手边的是一个叫顾宏毅的中国人，四十多岁，做过北洋政府的幕僚，后来被招募进基金会，成为优生部在中国地区的最高级别联络员。右手边是一个英国人，塞巴斯蒂·莫尔，身材瘦高，留着小胡子，负责评估异常在人口削减中的作战效能。

“南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齐先生问，点燃了一支烟。

顾宏毅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电报，推到桌子中央。

“第五次围剿已经开始。蒋委员长亲自坐镇南昌，调动了近百万军队。共军主力已经被压缩到瑞金周围的狭小区域。”

“这次会成功吗？”

“如果按常规军事逻辑判断，会。”顾宏毅的语气很平静，“共军总兵力不足十万人，装备差距悬殊。蒋委员长这次请了德国顾问团，碉堡战术封锁了所有物资通道。共军内部也在发生路线斗争，留苏派和本土派互相指责。理论上他们撑不过今年冬天。”

“理论上。”齐先生重复了这个词，烟雾遮住了他的表情，“一九二七年四月，我们也以为清党已经解决了问题。我们以为那些在上海街头被处决的工会领袖会把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连根拔起。结果他们退到了井冈山，在穷乡僻壤里活了下来。现在你又说理论上。”

房间里沉默了片刻。天花板上的电灯因为电压不稳而闪烁了一下。

“问题不在于军队，不在于地盘，不在于物资。”齐先生掐灭了烟，重新点了一支，“在另一个地方，我们以为苏维埃最多撑五个月。结果现在已经十七年了。我们绝不能允许在中国出现第二个苏联。”

莫尔清了清嗓子，“我对井冈山时期的口粮配给做过定量分析。一个红军士兵日均热量摄入不到一千八百卡路里。营养边际与奥匈帝国末期围城战相当。按预期，这种营养水平的战斗部队在六个月内会出现大面积叛逃。但数据显示——没有。”

齐先生和顾宏毅对视了一眼。不需要任何暗号，他们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让他们团结一致、忍饥挨饿甚至赴死的东西，不是金钱，不是恐惧，而是别的东西。

齐先生最终打破了沉默，转向顾宏毅：“中华异学会那边有什么动静？”

“他们拒绝合作。一如既往。”

中华异学会。

这个名字对基金会而言是一根古老的鱼刺，卡在喉咙里几百年了。如果说基金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秘密结社和异常物品收藏者，那么中华异学会的根基则扎得更深。

基金会试图在中国建立系统的收容网络，异学会一直是最难协调的障碍之一。如今，优生部希望加剧军阀混战以管理这个庞大而不断增长的人口池，异学会自然不愿意看到生灵涂炭。

“我们向他们提出过共享情报，”顾宏毅说，“把我们在江西山区发现的异常活动数据移交一部分给他们。条件是他们配合我们在几个指定区域避免介入，确保几个最容易失控的军阀，比如四川，按照自然概率互相消耗。”

“结果呢？”

“他们显而易见的拒绝了。”顾宏毅顿了顿，似乎在回忆原文。

齐先生笑了一声。“他们不懂。”

“他们当然不懂。”莫尔说，“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最大的人口基数从来被理解为一种文明优势。

远处传来一声汽笛，那是黄浦江上的一艘货轮正在离开港口。

“优生部总部的态度很明确。”齐先生说，将烟在铁盒上敲了敲，“在中国地区，我们有两个优先目标。第一优先：阻止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政权出现在中国。第二优先：保持中国的人口增长低于该地区资源承载力的增长速度。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我们不排除与当地同类组织，比如异学会，发生冲突。”

顾宏毅低头看着地图上的中国。军阀割据的省份被画成了不同的颜色。光华东一带有至少六个大小军阀在混战，四川有五个，西北有三个。有些边界线在最近三个月里变过三次。

这就是优生部希望看到的。一个分裂的、被内战和异常灾害持续消耗的中国。一个永远不会统一的中国。

“江西。”齐先生说，“我们不能让红军突围。如果他们突围……”

“他们能去哪？”莫尔抬起眼睛。

“哪里都可以去。只要他们活着。”

优生部失算了，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有更大的事情发生了。

1937年七月，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

这场战争迫使优生部退出中国的大部分活动。上海据点在一个月内紧急撤离，文件被焚毁或转移至香港和澳门的临时站点，大部分外籍特工召回欧洲总部。留下的只有极少数本地联络人，顾宏毅是其中之一。

优生部在欧洲的注意力被第三帝国的异常军备所牵制，在亚洲则把仅存的运作预算用于监控日本的异常武器计划，就像他们在德国所做的那样。中国内部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博弈，从此在优生部的监视之外继续演进。

当欧洲战场的第七次超自然世界大战打得如火如荼时，中国地区的优生部指挥链实际上已经断裂了。顾宏毅最后一次将状态正常的定期简报传报至维也纳，是在1940年。此后他本人也失去了联系。

没人知道那八个年头里，在黄土高原的窑洞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等他们回过头来时，已经迟了。

1949年10月，一个新的国家出现在东亚的大地上。

而这，是优生部所不愿意看到的，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优生部没有试图正面推翻这个新成立的共和国。他们知道自己做不到。当年的苏联已经是前车之鉴：外部压力只会让内部团结得更紧。但他们也没有完全放弃，只是换了方法，和他们在铁幕西侧所做的一样。

西方对中国的遏制并不是优生部单方面启动的，但优生部在其中起到了持续抱薪添火的作用。当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当联合国决议对中国实施禁运时；当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面对数十年封锁而必须在有限资源中艰难寻求工业化道路时——优生部在欧洲和北美的各个部门都在提供情报支持，确保东西方始终维持疏远。他们不希望中国和西方建立正常关系，他们需要的是永远的铁幕，不只在欧洲，也在亚洲。一个稳定而人口持续增长的中国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我憎恶你们的原因，基金会

1982年，优生部总部

UE-ALPHA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摆着一份刚送来的报告。

报告的内容是关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评估。数据显示，在那项政策推行下，东亚大陆上的人口曲线正在发生显著变化。

他一页一页地翻着报告，表情没有变化。直到翻到最后一页，他突然把报告放下，笑了一声。

他的几个助手面面相觑，没有人敢问他在笑什么。

UE-ALPHA终于止住了笑。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转身望向窗外。窗外是日内瓦湖。湖水碧蓝，倒映着阿尔卑斯山脉。和平的湖水、和平的山脉、和平的永恒。

“上一届ALPHA活着的时候，”他对着窗外说，“把这个作为我们最大的目标。我们用了那么多钱，死了那么多人，策划了那么多战争。我们搞了避孕技术，我们推广了个人主义，我们瓦解了家庭观念，我们说只有让这世界没有下一代才能停止失控。”

他顿了顿。

“然后他们自己这么做了。一个红色国家，一个唯物主义政权，一个我们曾经拼了命想打碎的东西做出了比我们更彻底的优生学决策。不是因为我们逼的。是他们自己算出来的。”

他转过身面对助手们，苍老的脸上浮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

“上帝笑的时候，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只有暖气片发出轻微的吱嘎声。

UE-ALPHA慢慢走回办公桌前，把报告重新翻开，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用钢笔写下了一行字。

“我们以为自己是棋手，但我们也是棋子。下棋的是历史。永远只有历史在下棋。”

他合上笔盖，把报告放到一边。

“继续工作。”他说。

窗外，阿尔卑斯山脉上的积雪反射着冬日的阳光，安静地、永恒地，照耀着这片土地上的一切。

历史的指针拨到1968年。

那一年，布拉格之春绽放然后被碾碎。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射杀。巴黎学生在拉丁区筑起街垒。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在年初，北越发动春季攻势，而在重重大山的陕西某座山沟里，一场不为外界知晓的异常控制演习已经筹备了七年。

1970年代到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原子化的人群、互不信任的世代、互相仇恨的性别、被解构殆尽的价值体系，正在欧美的都市中发酵。中东打了又停。非洲独立一个又再分裂一个。拉丁美洲在军政府与游击队之间来回摇摆。亚洲的几场边界冲突在基金会介入之前已经留下了足够深的地缘伤口。第三世界的道路到处坑坑洼洼，每一道坑洼里都积着足够点燃下一次冲突的汽油。

冷战在基金会设想的轨道上运行着。不多不少，刚刚好。

它会像一场持续四十年的低烧，消耗着人类最旺盛的精力，却又不至于烧到致命的高温。而在铁幕的两侧，在冷战的阴影与核子恐怖的平衡之间，一个更深层的恐惧也在地层之下无声地蔓生。

优生部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

艾德里安在那年冬天退休了，他已经为基金会干了将近70年了，也该退休了。

接替他的是安德烈亚斯。

而维克托则在他的小屋里种郁金香。他从来没有成功过。有一年，有两个球茎终于冒芽了，结果被隔壁钟表匠的猫刨了出来，晒干在台阶上。他把干掉的球茎收进抽屉里，和其他年份的失败一起整整齐齐地码好。他写信给艾德里安说“也许是土壤不对”。

“土壤从来就不对。”艾德里安回信给他说。
我们把人类装进盒子，然后发现自己也在盒子里，整整齐齐的，完美失败。

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

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宣布苏联解体的那一刻，瓦夏·索科洛夫正坐在厨房里，试图用一把钝刀切开一根已经发软的红肠。他的妻子在客厅喊他：“瓦夏！瓦夏！快来看！镰刀旗降下来了！”

索科洛夫没有动。他把红肠切成厚薄不均的片，整齐地码在盘子里，然后才端着盘子走进客厅。屏幕上，克里姆林宫的旗帜正在暮色中缓缓下降。他的妻子在哭。他的儿子穿着山寨阿迪达斯运动服，正茫然地看着屏幕，此刻还不知道自己目睹的是什么。

索科洛夫把盘子放在桌上，说了一句让全家人都不明所以的话：

“他们还是没回来。”

他说的是他的父亲。1953年死于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劳改营，罪名是“参与反苏异常活动”。事实上，他父亲确实曾试图用从一个古老坟冢中挖掘出的异常石头治疗战友的肺结核。石头是假的，战友死了，他父亲被一纸密令带走，此后再无音讯。

索科洛夫不知道的是，那个密令的签署者里，有优生部的人。

但索科洛夫不知道这些。他不属于那个世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苏联公民：在工厂上了三十年的班，领了三十年的配给券，在三十年的深夜里听着美国的广播，以为铁幕对面是天堂。

他现在也以为自己即将进入天堂。

“历史终结了。”他儿子学校里的历史老师说，语气像是在念圣经，“自由民主制胜利了。人类找到了最终的、最合理的社会形态。以后不会有战争，不会有意识形态冲突。世界会变得更好。”

索科洛夫不是知识分子。他只是模糊地觉得这句话不太对。但他没有反驳。三十年的苏联生活教会了他一件事：不要在公开场合反驳任何听起来太宏大、太正确的话。

他只是继续切红肠。切了很多年。直到红肠买不起了，直到他儿子在互联网上发了第一条帖子，直到切尔诺贝利的防护罩建了又漏，漏了又被补上，直到他妻子在世纪之交死于一种没人能诊断的怪病。

葬礼上，有人在走廊里低声说：时代会变好的。

但没有人能听见。那一天刚好是1999年12月31日，所有人都在忙着检查家里的电子设备，担心千年虫会吃光他们的银行账户。
方案四：主动终止人类文明，以寻求重建更可控、更简单的人类版本

关于九十年代，后来的人们会用各种词去称呼它。

全球化元年、互联网黎明、新经济泡沫、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世纪末的狂欢。随你怎么叫它都好

九十年代是一颗种子被埋进土里的年份。那颗种子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安静地吸水、膨胀、裂壳、生根。等到人们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长成了一棵把地平线撑裂的大树。树的果实是手机屏幕上的一个红点，是凌晨三点刷新社交网络的手指，是脱口秀上那些所谓的关于冒犯的艺术。

优生部没有发明互联网。他们不需要发明。发明的事交给那些真心相信共享信息将解放全人类的科学家和理想主义者就好。

1993年，马赛克浏览器发布。同一年，优生部在一份内部备忘录里写下了对互联网的评估。它的核心论点是：如果任由互联网沿着开放共享的方向发展，人类将形成前所未有的横向连接。这种连接将打破地理隔离、阶级隔离、语言隔离。人们将建立起跨越国界的社群，共同解决气候变化、资源分配、性别平等、种族正义等全局性问题。生育率将因为人类安全感的提升而回升。基金会将失去对人类种群规模的控制。

“一个新的启蒙运动，不是由上而下的，而是网络式的、去中心化的、不可遏制的。如果它成功，我们的工作将化为乌有。”

“所以要确保它不成功。”

计划在1993年启动。代号“巴别塔”，上帝用变乱语言来阻止人类建造通天的塔。而优生部要做同样的事。

1994年，网景公司上市。互联网商业化的大幕拉开。优生部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引导资本进入特定的互联网领域。优先投资的是那些能够将用户时间转化为广告收入的平台，而非那些提供知识服务的工具。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这个看似纯粹商业逻辑的选择将彻底改变互联网的生态。一个又一个社交平台在这一逻辑下被制造出来，它们的目标不再是连接人，而是如何更有效的占据人的时间。

2010年前后，脸书、推特、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几乎同时完成了从“社交工具”到“社交战场”的转变。

整个互联网界有一个没有被写进任何教科书的叠加原则：任何社交功能一旦日活超过某个临界点，就会自动变成对立生成器。但资本加速了这个临界点的到来。

推荐算法不是为了让你看到你想看的东西。推荐算法是为了让你留在平台上。而最容易让你留下来的是愤怒。

平台内部做了大量测试。有一家公司在2012年做过一个著名实验：将六十万用户分成两组，一组看到的动态偏好正面情感，一组看到的动态偏好负面情感。结论是负面组用户平均每日使用时长比正面组高出百分之二十三。该实验被泄露之后引发了短暂的舆论谴责，但彼时多家主要平台已经将同样的设计应用在了默认推荐流中。

而在优生部的视角里，资本在做他们需要做的事，而且做得比他们更好。有一个时期，优生部相关团队一度需要明确规定“不主动干预推荐算法研发”。

但优生部并没有完全撤出。他们把资源转移到了一个更细分的领域：确保对立阵营的划分越来越细致。不是大的阵营：左右、贫富、民族。而是无限细分的阵营，把同一个小圈子里的人切成更薄的对立面。

游戏玩家？分成主机玩家和PC玩家。再分成动作游戏玩家和策略游戏玩家。再分成单机党和网游党。再分成氪金党和零氪党，即使是同样阵营的人，即使是同一种类型游戏的人，也要让他们彼此憎恶，彼此仇恨，并且肆意的散播着这种仇恨。

爱猫的人和不爱猫的人。吃香菜的和不吃香菜的。看美剧的和看韩剧的。安卓人和苹果人。每一个阵营都会产生内部笑话、外部嘲讽、优越感与怨恨，每一个笑话、嘲讽、优越感与怨恨，都在把他人变成另一个。

优生部还在研究如何把男女对立做得更精细：不再是简单的“男人对女人”“女人对男人”，那太简单、太粗糙了。要让年轻女性对年长女性，已婚女性对单身女性，异性恋女性对同性恋女性，顺性别女性对跨性别女性。男性那边的阵营划分以同样的方式展开。最终目标是，一个女人当然能对另一个女人说“姐妹”，但是二者永远也不能真正的成为所谓的“姐妹”。由此，女性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力量将无法形成。男性同理。

到了2016年之后的几年里，几乎每一个文化领域的公共讨论都以同样的方式演化为一场全网撕裂。电影、游戏、文学、音乐、体育、饮食、宠物饲养、室内装修，凡是人能形成偏好的地方，巴别塔都确保偏好能变成阵营，阵营能变成仇恨。

这是优生部大获全胜的时代。

1999年，旧金山

乔纳森·托马斯从斯坦福退学的那天，他爹觉得他疯了，并告诉他不成功就别想进他家的门。

乔纳森把这这些记在心里，然后转头找他的室友借了五百美元，买了去洛杉矶的机票。他要去找风投。

他的项目叫蜂巢，一个旨在连接所有人的社交平台。不是后来那种社交平台，他要做的是一个真正的、开放连接的平台。

“互联网的本质是连接。”他在商业计划书的第一页写道，“连接信息，连接知识，连接人与人。当所有人都连接在一起，偏见会消失，误解会消除，人类会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同一个物种。国家会过时，战争会消失。”

他在去洛杉矶的航班上写这行字的时候，邻座的一个中年女人正在看《时代》周刊，封面标题是“互联网元年”。

女人注意到他在写东西，探过头来看了一眼：“你在写什么？”

“一个网站。”乔纳森说。

“什么样的网站？”

“一个让所有人都可以互相说话的网站。”

女人挑起眉毛：“让所有人互相说话？”

“对。”

“你确定这是个好主意吗？”

乔纳森笑了。此后的四十年里，他总会想起自己说那句话的语气。

“这当然是个好主意。当所有人都可以互相说话，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没有那么不同。”

女人看了他几秒，没有说话。

乔纳森笑了笑，没再说什么，他把那行字又读了一遍，觉得它闪闪发光。

在洛杉矶，他被十七家投资机构拒绝了。第十八家给了他两百万美元。

“我看好你。”那个投资人说。他叫霍夫曼，头发是银灰色的那种白，说不上具体年纪，也许是四十多，也许是五十多。他总是随身携带一只看不出年代的银质钢笔，似乎对纽约州北部奥兰治县的地理非常熟悉。他的基金叫什么方舟资本，乔纳森在签协议的时候注意到霍夫曼的小指上有一个细小的纹身，几何图形的，说不上来是什么。

“但我有一个条件。”霍夫曼说。

“什么？”

“放开内容审核。让所有人说所有话。”

乔纳森皱起眉头：“但如果有人散布仇恨言论呢？”

“那是言论自由。”霍夫曼打断他，“你要连接所有人，就不能挑拣。不能只要好的不要坏的。阳光和阴影都是同一个太阳带来的。”

乔纳森犹豫了一下，签了字。

他后来总会想，那支银质钢笔的笔尖划在纸上的时候，发出了什么声音。也许只是签字的声音。

为了拯救文明而把文明毁掉。你们知不知道这句话是混沌分裂者招募手册上的句子

2005年，某个论坛

“理性讨论，不吹不黑。”

帖子标题下面的第一行就是这个。

发帖人写了两千字。关于日本动画和中国动画的差距，关于产业政策、人才培养、市场环境。他引用了三份行业报告，列了五个数据表格，最后提出了六条建议。写完之后他检查了三遍格式，确认所有的数据来源链接都是有效的，才点了“发布”。

三分钟后，第一条回复来了。

“日杂。”

第二条：“楼主是日本人养的狗吧。”

第三条：“理性讨论你妈逼。”

第四条是一张图片：一只被PS成绿色的狗，身上写着楼主的ID，正在吃屎。

第五条开始讨论楼主的母亲。

第六条开始讨论楼主的籍贯。

彼时的发帖人坐在电脑前，面前的泡面已经凉了。他打了很长一段回复，逐条反驳那些辱骂，引用了论坛版规，附上了截图证据，最后在结尾处写下“我希望能有一个理性讨论的环境”。

他读了读。觉得太长。他删掉一些字，又删掉一些字。最后只剩下开头的一句“请理性讨论”和结尾的“谢谢”。他觉得这够理性了。这必须够理性了。

他点了发送。

然后他删掉了那个帖子。

然后他删掉了泡面。

多年之后，那个晚上的某个ID“沧海一笑”，经历离婚、失业、两次中风后，会在某个凌晨，对着另一篇深度分析帖打出“太长不看”。

而他的儿子，此刻也正在被人在网上骂为是保胎产物，正在仅仅因为他的游戏爱好和观影爱好被人谩骂、侮辱、指责。

人类在1994年学会上网。三十亿年后整个星系会被本地泡的膨胀所撕毁。人类以为信息会解放距离的限制。但现在人们只是用更快的速度令彼此失望。

2028年。又一次的经济大萧条，同时还有一件小事：美国大选。

两位候选人分别是七十六岁和七十九岁。一位在辩论中忘记了自己刚才说过的话。另一位在签署一项行政令之后忘了自己签署过它。两人之间的舆论战主要围绕三十几年前一桩几乎没有观众记得的综艺节目言论展开。

草坪上长满了野草，两个候选人站在草丛中间互相指责对方偷了邻居的报纸。这个画面以每六秒一循环的方式被重播了一上午。

其中一位被人称作失忆症康复者，以“没有人比我更懂无知”的竞选口号获得了大量Z世代选民的热烈追捧。在唯一的竞选集会上，他连续三分钟一个字都没说，只是不断重启同一个句子，支持者将这视为一种对语言暴政的沉默反抗。

当晚所有严肃分析都让位于一条更新：一个年轻人用AI生成的视频在四十分钟内获得了一亿播放，候选人戴着一顶不断变幻帽徽的帽子，在雨中与一只虚拟的卡通鸭子共舞。

与此同时，西装革履的人们抱着纸箱从大楼里走出来，然后走向天台，在天台上排成一列，像是某种无声的游行。纽约九月的阳光很亮，照在他们脸上，那些表情不像是恐惧，更像是困惑，就是那种“我操，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为什么会这样”的困惑。

然后人们打开了YouTube。

算法给大家推了一个视频，标题叫“Trump was undone by the truth and facts”。是一个合成的声音在念总统候选人的唯一的竞选集会片段，每句话都被剪碎了，配上各种音效，放屁声、爆炸声、尖叫声、钢管落地的声音。他说“我对这个结果感到遗憾”，然后是一个响亮的放屁声。

播放量：两百三十万。评论区最高赞：“哈哈哈哈哈这傻逼。”

2028年经济危机，数以千万计的人失去工作、失去房子、失去退休金、失去对未来的所有想象，而他们打开YouTube，看一个合成声音用放屁音效来“摧毁”一个总统候选人，然后打下一句“哈哈哈这傻逼”，然后觉得好多了。

同年，优生部做了一件它在档案里称为“最终校准”的事情。他们系统地评估了过去四十年里所有介入过的社会运动、科技政策、文化战争和经济波动。然后他们汇总成一个长达两百万页的综合报告，最终结论只有一句话：

“所有指标均显示，人类作为一个可控种群的数量将在本世纪末下降到可持续水平以下。但下降速度过快。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到2080年，基金会将找不到足够的合格人员来执行自身的最低限度运作。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我们将无法控制任何东西。包括我们的成果。”

这份报告的收件人名单极短。O5-13被传阅了摘要。新一任UE-ALPHA批注：“我们需要开始反转。”

反转。

优生部花了一个世纪把生育率压下去，现在他们需要把它抬起来。

但抬起生育率是一回事。让人们重新相信“生一个孩子是有意义的”是另一回事。前者可以靠补贴、离婚抚养费、产假、免费的托儿所，这些政策优生部可以推动，也确实推动了。但后者需要重建一种已经被他们亲手摧毁的东西：对“意义”的普遍认同。

但意义不是一个可以拆开来重装的东西。意义像一片珊瑚礁。你可以在几百年里看着它生长，也可以在三十年里看着它白化。但你不能靠一次注资让它一夜之间复活。你把骨架立在那里，珊瑚不会回来。

他们试图做的，恰恰就是往白色的珊瑚礁上倒混凝土。政府推出生育光荣的宣传活动。社交媒体上开始出现多子家庭的快乐的内容，巴别塔终于开始推送鸡汤而不是仇恨了。但它推不动。人们已经习惯了仇恨。仇恨是更容易消费的东西。

2040年。春天

春天来得很晚。都四月了，街上还有人穿羽绒服。天气预报说今年是历史同期最冷。但沈维玦觉得，冷的不只是天气。

他五十六岁了。他这辈子见过太多东西。见过BP机变成手机变成智能终端，见过拨号上网变成光纤变成6G，见过地球村从一个美丽的承诺变成一句被嚼烂了又吐掉的口香糖。他见过父亲，在首钢退休后领最后一份离岗体检表的那天中午，摘下安全帽，把它放进储物柜里，咔哒一声关上柜门。那是实体的、铁的、能关上的东西。现在他已经想不起来上一次听到真实的铁门合上的声音是什么时候了。

他的十七岁的女儿已经一周没跟他说过话了。起因是一句话。一句他说错的话，或者她没有说错的话，或者谁也说不清是谁先开始的，然后就是冷战、摔门、朋友圈的不可见。他曾经以为只要网速够快、通信够便利，所有的小裂缝都能被及时修补。现在他的女儿和他之间隔着一层他自己也已经无法理解的东西，而他甚至不确定那层东西是自己长出来的，还是被人放在那里的。

也许两者都有。

他今年被裁员了。从二十八岁干到五十六岁的那家互联网公司，在他带领的团队完成了一个新的推荐算法后半年，优化掉了他。新的AI代替了他的工作，他走的那天，HR递给他一个纸箱，让他把工位上的私人物品装走。他在纸箱底部发现了一张旧照片，他十二岁那年和父亲一起照的。父亲穿着首钢的工服，他穿着学校的校服，两个人都笑得像傻子。照片背面有一行字：“1996年6月1日，我爸教我电脑。”

他把照片翻过来，看了很久。他不记得自己是在哪一年把这张照片带到了公司的，忘了是什么时候，把照片收在抽屉最深处。很可能只是某次搬家之后随手塞进去的，塞进去就忘了。

他站在已经空荡荡的工位上，环顾四周。这层楼的其他同事正在各自的笔记本前面敲键盘、刷图表、改参数。没人抬头。没人跟他道别。只有一个刚入职不久的年轻运营冲他点了点头。他不知道这位同事的名字。他只知道她的ID。

他抱着纸箱走出大楼。街上行人匆匆。每个人的手里都有屏幕，每一块屏幕都在亮着，每一块屏幕都在推送着什么。他看着那些面孔，那些年轻的、年老的、男的、女的、笑的、没表情的：他从那些面孔上看到了自己的样子。

他想起他教父亲用电脑的那个下午。那时他在键盘上敲进一个字母J。他想起自己跟父亲说的话：“以后是电脑的时代。全世界都会连在一起。所有人都会互相说话。”

他说过这句话。他那时真心相信这句话。他花了大半辈子试图实现这句话。

他现在五十六岁。他不再相信这句话。

手机震了。是一条推送。

“您的年度数据报告已经生成。您今年一共发布了342条动态，获得了8709个点赞，收到了416条评论。您在深夜时段（23:00-3:00）的活跃度排名所有好友中的前5%。您最常使用词汇：愤怒（23次）、无语（17次）、逆天（14次）、这个世界（11次）。您和一位好友已经连续互动超过一千天。您还记得你们第一次对话的内容吗？”

沈维玦盯着这条推送。一千天。超过三年。他点开那个好友的头像。他完全想不起来这个ID是哪一年加上的，也想不起来他们第一次聊天的话题是什么了。他只记得那些深夜的争论，那些互相转发的愤怒，那些“你看看这个人说的”，那种精准匹配两个愤怒的人、给他们提供无限弹药、让他们以为彼此是战友的关系。他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不知道对方在哪里，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但他知道对方昨天在一条动态下跟他说：

“你老了。跟不上时代了。”

沈维玦关掉推送。他站在街上，怀里抱着纸箱，不知道往哪儿走。他知道这个时代，他参与建造了这个时代，这个他教父亲敲下那个字母J的时代。

他想去找父亲那本旧笔记本，那本记录着首钢高炉参数的、已经翻烂了边角、封面被汗渍浸成深色的老本子。父亲在扉页上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一句话，他小时候没看懂，但一直记得：“他们教我的，我教给你。我教给你的，你再教给他们。等所有人都学会了，一切就会好的。”

他当时看不懂。现在他能看懂了。但现在他不知道“所有人”是谁。

手机又震了。不是推送。是一个电话。来电显示是一串没有存进通讯录的号码。他犹豫了一下，接了。

那头是一个年轻的声音，公式化的，但是带着某种不太熟练的紧张。

“您好，这里是基金会人事部。我们注意到您最近处于职业空窗期。您的专业背景和我们目前正在推进的一个项目非常匹配。请问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沈维玦握住手机，没有立刻回答。他的目光越过街对面一栋建筑的顶端，看见一片灰色的天空——那是一种见过无数次却被遗忘的颜色。

“喂？沈先生，您在听吗？”

他张了张嘴。街角信号灯跳了，从禁止通行变成允许通行。路口两侧的人像两股互不直视的潮水，迅速淹没彼此，一次也不回头。

远处，一家倒闭商场的电子屏还在亮。上面跳出一条新的推送。

屏幕上是一行字：“我们连接了所有人。”

然后屏幕闪了一下，熄灭了。
基金会会成功的，因为基金会总是成功，无论是第七次超自然世界大战，抑或者第六次超自然世界大战，基金会都胜利了，这次，也不会例外

2040年冬天。优生部总部

基金会优生部的总部大楼仍然矗立在湖边的山脚下，外表看起来像一座私人银行。花岗岩立面，深色玻璃，对称的塔楼。一切都是老的，只有门口的识别系统是新的。

而优生部，作为一个部门，在刚刚被彻底的解散了。

UE-ALPHA，或者说曾是UE-ALPHA的某人，六十一岁，从2040年1月起至今，再也没有见过新面孔进这座大楼应征过正式的干事岗位。

这一天晚上，他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没有继续看下去，在明天，他将会离开，离开这个已经被解散了的部门，去其他地方任职。

他抬起头，透过落地窗看着湖面。12月的日内瓦湖是铅灰色的，和萨拉热窝那条米利亚茨卡河截然不同，但又隐约相似，都是冷的，都在冬天，都曾经映照过一个世纪之前某个人的倒影。湖对岸的法国境内有雪山，雪山上有云，云下面有高速公路，高速公路边上有特斯拉的超级充电站。

UE-ALPHA在2040年的这个冬夜，面对着这样的结局，第一次认真地问自己：

我们成功了？

还是我们已经死了，只是还没人通知我们自己？

他想起一个传说。在古希腊，有一个叫米达斯的国王，他得到了点石成金的能力。他碰什么什么就变成金子。他碰食物，食物变成金子。他碰水，水变成金子。他碰他的女儿，她变成了金子。

UE-ALPHA关掉台灯，起身走出房间。走廊里的感应灯随着他的脚步逐段亮起，但他经过后灯又熄灭，他一个人走过，走廊依然是黑暗的。

这栋大楼里仍然有房间亮着灯，但那些坐在桌前的人，他们只是在干活。回复邮件，追踪数据，审阅自动化系统的异常报告

UE-ALPHA最终离开大楼时，回头看了一眼那扇巨大的铜质门扉。那上面曾镌刻着基金会的古老格言：Secure,Contain, Prevent;控制，收容，预防。然后向前走，再也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