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曾经在I-40州际公路沿线开过一家汽车旅馆。那时候，这种给路上旅客歇脚用的中途站还不像现在这么普遍。我手头有点钱，而身体状况也不太乐观，所以我就想，在我去见上帝之前，为什么不先做点慈善呢？生意从来算不上忙，不过也没必要忙。我已经能负担日常运营的开销，所以剩下的事情其实就是等。大多数日子里，我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只是坐在那里，等着有哪位过客偶然推门进来，然后给他一杯啤酒和一张床。
我在更东边还有个朋友——一个浑身散发着大麻和堕落气息的公路巡警。我从来没太把他说的话当回事，但我想我大概挺喜欢他在电话那头陪着聊天的感觉。日子难熬的时候，我们会交换各自的故事；那时候我连个人影都招不来，公路也一片死寂，仿佛拒绝把任何人送到我这里来。他给我讲东边那些人的事，讲公路巡警们曾经拦下过、交谈过的过客。直到有一天晚上——对我们俩来说都格外寂静的一个夜晚，他说话的节奏比平常稍微飘忽了一些，我能尝出顺着听筒渗过来的大麻味——他跟我说起了那些白色卡车。
据说，在东边，以及遥远、遥远的西边——比我这辈子去过的任何地方都要远，而我并非总是被困在这荒凉的中部地带——每一个公路巡警都有机会撞见这种怪物。它们深夜里在公路上狂飙，像嗑药嗨到极点一样，仿佛正被什么东西死死追赶。至少据任何人所知，从来没有人在追它们。但那些白色卡车，以及驾驶它们的司机身上，有一种恐怖感，一种无法伪装的恐怖它们不会失控打滑，追尾撞上轿车时也不会被撞得粉碎，它们只是穿过去。道路将它们吞下，再从另一头原原本本地吐出来，然后它们继续驶向不知名的远方。
有一天晚上，我朋友撞见了一辆。他寻思着要把它拦下来，让它乖乖遵守交规。于是他亮起警灯，一路追了出去。他沿着州际公路足足追了二百四十英里，一路把沥青都快撕烂了。我朋友可不会被公路吞噬——而且他也不是那种能把车开得飞起的顶尖车手，你懂我的意思吧。但他就是没停下。他把油门踩到底，拼命地打着方向盘。为了捍卫法律的尊严一路狂追，你猜怎么着？
它真的停下来等他了。当太阳从大草原上升起，远处的牛群仿佛在喷吐着烈火，它确实为他停下来了。它减速，靠边停下，我朋友也跟着靠边。他准备先点上一根烟，再去面对某种我们俩都从未见过的新东西。这时他的对讲机亮了——然后，他从里面听到了某种声音。
我们上次聊天时，他说自己已经记不清那声音究竟说了什么。他只记得天空似乎暗了下来，月亮在广阔的天幕中显得巨大无比，而且比平时更加漆黑；那感觉就像卡车里的那个人正在对着他、对着周围的世界发出绝望的嚎叫。十五分钟后，那辆白色卡车消失了——它碾着路面疾驰而去，就好像要把之前耽搁的时间全都追回来似的，而我想，它大概确实是在追回时间。做了一天的心理评估后，他又回去继续押送那些醉汉了。不过，那故事在我脑子里盘旋了一阵子。有那么一阵子，我甚至有点确信，公路可能会吞噬其中一辆卡车，然后把它送到我的门前。只是后来，在事情真的发生之前，我把这个故事给忘了。
那是我还能经营这家店的最后几年。那年七月热得厉害。白天渴望着一场雨，甚至那天晚上，空气中都闪烁着灼人的湿气，闷热得几乎让人痛苦。但当然，我还是得坐在那里。临近午夜的时候，我坐在柜台后面，等着某个灵魂走进门来。就在那个时候，我听见外面传来一阵骚动。
我走到外面去，看到停车场里一辆巨大的白色卡车呻吟着驶进了一个车位。它大得几乎停不进去。它在夜色中喷出一大团黑烟，熏得我几乎看不清。引擎发出刺耳的尖啸，我以为这铁疙瘩马上就要烧起来了。但片刻之后，引擎熄火了。一切重新归于寂静。于是我回到店里，准备好了一张床。
我重新回到柜台前，然后发现店里已经站着一个赤裸的人，正等着我。他又高又瘦，是我见过肤色最苍白的人。我猜他在那辆巨大的卡车里肯定热坏了，毕竟气温那么高，所以我告诉这个可怜人，我不会介意他这副模样，但他得把衣服穿上。他道了歉，但说如果要穿衣服，我就得把视线移开；他觉得难为情。我寻思着他就算想抢劫大概也打不过我，而且他要是想动手早就动手了——于是我照做了。我捂住眼睛，听着他在那头忙活了些奇怪的动静。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已经准备好买东西了。我回过头去，发现他穿得跟我一模一样：和我一样的旧工作裤，甚至连我那顶小帽子都一样。他的脸和眼睛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我们肯定是找了同一个裁缝。我这么告诉他，他说，那是他唯一能选择的裁缝。我决定不计较这件事。
我问他需要些什么。是找个机械师？还是租给他一个能歇脚的地方什么的。他说他睡不着觉，想找点能放松的东西。我问他要不要酒。他说不要。我问他要不要一些小棉团塞进耳朵里——前提是他有耳朵可以塞。他确认自己没有耳朵。我又问他要不要一些路上吃的药片。他说：“也许下次吧。”然后他告诉我，能帮助他入睡的东西是一则故事。他说，漫长的旅途中，尽管公路“通常是各种故事的提供者”，但最近却异常空旷，所以他想找一则故事，好让自己在继续向东进发之前休息一下。我告诉他，我们这里有很多故事。他说他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
于是我带他走到我那排小小的录音磁带架前，那是我为过路人准备的“图书馆”。我让他随便挑。他在其中几盒磁带前停留了许久，似乎觉得封面上的文字十分有趣。倒也没有笑出声之类那么夸张，但他确实笑了，而且他笑起来嘴角咧得很开，笑得很得体。他问我这些东西怎么用。我告诉他，像他这种级别的人，在长途旅行时会听这些东西，以稍微缓解路途中的空虚。他说这听起来很有意思，让我推荐一盘最适合他当前旅途的磁带。
我告诉他，我觉得那盒有哥布林的最有意思。
他闻言笑了，买下那盘磁带，然后问在他重新踏上旅途前，能不能坐下来陪我喝一杯。我看今晚也不会有别人来了，于是答应了。我在后边支起了一张桌子，拿出一瓶葡萄酒，给两个玻璃杯里都倒上了一些。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几个小时，聊的全是我。
他想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他我来自北方的一个小镇。他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坐在公路旁，等着像他这样的人出现。我告诉他，因为看到一个人在睡梦中比醒着的时候显得更加鲜活，会让我感到高兴。他问我，嘴里的葡萄酒是什么味道。这个问题我一时还真答不上来。我想，大概就是好喝吧。
每回答完他一个问题，我就能更清晰地看到他想要赋予自己的那张脸。他的脸逐渐变得坚实，变得有色彩，变得温暖。我开始意识到他有着和我一样的头发，还有着我曾在梦中幻想自己会长出的嘴唇。后来，他甚至靠进了那把小椅子里，姿势就像我年轻时曾经努力模仿过的那样——那时候，我想成为老照片里那些人。他穿着我的工装裤看起来无比贴合，仿佛他生来就该拥抱它们，将它们据为己有。他看起来像我，但他是我会喜欢和他待在一起的那种“我”。那天晚上有那么一会儿，在我们聊完那些问题、喝完那些酒之后，我碰了碰他的嘴唇……只是为了确认它们是真的——然后我们碰了。我碰了。
第二天早上，他消失了，那辆白色卡车也不见了。我想，这就是故事的全部了。